南開六學子調查

　　調查顯示：“二本”就業率不如“三本”

　　雖然已加入“保研族”，南開大學應屆畢業生馬寶鵬還是對找工作產生了好奇。這名在學院團委擔任“就業助理”的大學生很想知道，傳說中的金融危機，離同學們到底有多遠？

　　過去的兩個多月里，馬寶鵬和5名南開學生到天津14所大學開展調查，完成了一份64頁、4萬余字的《金融危機下大學本科生就業情況調查報告》。

　　在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經濟學家周立群的指導下，學生們還將調查報告送到了天津市領導的辦公桌上。

　　“金融危機下大學生就業形勢”課題組由馬寶鵬、趙昕達、米坤義、王琳卡、杜德瑞、郝博淵6名同學組成，他們來自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均為三、四年級本科生。

　　就業難是金融危機惹的禍

　　問卷調查是在2008年12月中旬開展的。

　　南開大學課題組向當地14所學校的2009屆本科畢業生發放了1240份抽樣調查問卷，收回有效問卷1031份，有效率為 83.15%。

　　為了反映問題更加全面，他們從各類院校和各個專業選取的樣本比例，均符合這一屆學生當初的招生分布情況。

　　其中，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醫科大學是“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即俗稱的“一本”，天津師范大學、天津理工大學、天津工業大學、天津科技大學、天津財經大學、天津外國語學院、天津音樂學院、天津城建學院、天津農學院是普通院校，即“二本”，天津理工大學中環信息學院、天津商業大學寶德學院屬于獨立學院，即“三本”。

　　調查的內容主要是應屆本科畢業生在金融危機前的畢業規劃、金融危機對就業預期的影響等。

　　截至2008年12月，受訪者中有6.98%的學生已經保研，考研的占27.93%，考公務員的占8.24%，準備出國的占7.08%，找工作的占43.26%，創業的占5.43%，其他去向的為1.07%。

　　課題組將就業學生分為“已簽約”、“未簽約”、“未找到工作”3類，一是已與用人單位簽約，二是得到用人單位的接收意向，但尚未簽約，三是尚未得到任何用人單位的接收意向。

　　截至調查時，446個就業學生中“已簽約”25人，占5.61%，“未簽約”55人，占12.33%，“未找到工作”的有366人，占82.06%。在這些學生中，就業難已經成為共識，93.94%的人認為找工作“非常困難”、“比較困難”或“一般困難”。

　　而在就業困難原因的調查中，被認為最多的依次是“金融危機影響”(64.35%)，“畢業生人數太多”(63.23%)、“所學專業受限”(33.86%)、“就業信息不足”(31.61%)、“個人能力限制”(28.48%)、“其他原因”(2.24%)。

　　課題組認為，由此可見畢業生人數太多使得就業市場上供大于求，以及金融危機造成的企業縮減用人計劃，是學生眼中導致就業困難的普遍原因。將“畢業生太多”和“金融危機影響”列為最主要原因的，分別占32.29%和32.06%。

　　根據調查，經濟學、工學、管理學等學科的就業方向是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因而這些學科的學生普遍認為就業難的罪魁禍首是金融危機。其他學科的學生則由于就業方向等原因，受金融危機影響相對較小。

　　不再有人期待5000元以上月薪

　　課題組發現，金融危機之后，改變畢業規劃的學生有186人，占保研學生之外人數的19.40%，平均每5個人就有1個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做出了改變。

　　這些同學中，除了家庭或同學朋友影響、個人興趣變化等因素帶來的改變外，選擇因受金融危機影響而改變畢業規劃的比例最多，達到53.48%，并有45.99%的學生把金融危機作為他們規劃改變的頭號原因。

　　金融危機爆發后，學生中考研的比例增加了2.92%，打算出國的比例減少了1.46%，自己創業的比例減少了1.35%。考公務員和有其他打算的比例略有增加，而找工作的比例只是略有降低。

　　馬寶鵬認為，大部分學生能夠理性地對待金融危機對畢業規劃的影響，并且在心理上較好地承受了金融危機的沖擊，但是金融危機客觀上仍然迫使部分學生改變了畢業規劃。

　　就業學生中認為金融危機“非常影響”工作預期的占19.73%，“比較影響”的占35.87%，“一般影響”的占26.91%，“ 影響較小”的占13.45%，“完全沒影響”的占0.45%，“不清楚”的占1.79%。也就是說，超半數學生的就業預期因金融危機做了較大調整。

　　馬寶鵬對記者說，找工作主要考慮單位類型、工作地區、薪酬情況、其他待遇等方面，因此課題組從這4方面設計了問題。

　　調查結果顯示，56.50%的學生調低了自己對薪酬情況的預期，42.15%的學生調低了單位類型預期，42.15%的學生調低了其他待遇預期，24.89%的學生調低了工作地區預期，50.45%的學生調低了總體預期。

　　改變最明顯的是薪酬方面。“未找到工作”的學生里，金融危機前4.37%的人預期月薪在1000元以下，32.79%的人預期月薪為1001~2000元，48.09%的人預期月薪為2001~3000元，11.20%的人預期月薪為3001~4000元，2.19%的人預期月薪為 4001~5000元，0.55%的人預期月薪在5001元以上。

　　金融風暴后，他們的預期也隨之縮水。預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增加到了9.84%， 1001~2000元之間的增加到 61.75%，2001~ 3000元之間的降為22.95%，3001~4000元的降為3.83%，4001~5000元降為0.55%，期待 5001元以上的，則一個也沒有了。

　　有45.63%的“未找到工作”的學生表示金融危機之后對于單位類型的預期降低了。外資企業原本與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民營企業相比，是最受他們歡迎的單位類型，但金融危機之后選擇外企的比例由45.63%下降到29.23%，由最高降到為最低。偏好民企的比例，則由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的30.33%增長至40.98%，由最低升為最高。

　　課題組認為，這一方面是由于未找到工作的學生對自身現狀的認識，希望選擇競爭相對小一些的招聘企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資企業在待遇以及未來發展上的吸引力下降。

　　“就業預期變化，在危機前后有個曲線特別有意思，沒有找到工作的同學，金融危機后慢慢調整預期，調整到了跟已找到工作但還沒簽約的人一樣的水平。”馬寶鵬對記者分析。

　　南開學生的調查報告中，3幅“不同簽約情況學生月薪預期比較”曲線圖對比鮮明。在金融危機之前，“已簽約”、“未簽約”、“未找到工作”3類學生的預期月薪曲線走勢大致相同，都有超過40%的學生期望月薪在2001~3000元之間，比例隨著期望月薪的增加或減少而逐漸遞減。

　　而在比較“已簽約”和“未簽約”這兩類已找到工作的學生時，曲線發生了明顯變化。“已簽約”學生實際月薪大多分布在 2001~2000元和2001~3000 元之間，“未簽約”學生的曲線更加陡峭，有接近60%的人將拿到的實際月薪是1001~2000元。

　　馬寶鵬說：“也就是說，沒找到工作的這些人的預期，已經降到了市場實際水平，已經接近了心理預期的底線了。這有利于他們找到一份工作，達到自己的期望值。”

　　“二本”就業率暫時不敵“三本”

　　馬寶鵬還告訴記者，調查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二本”院校的就業率反而低于“三本”院校。

　　根據2008年12月中旬的調查，重點大學中找到工作的學生比例最高，“已簽約”與“未簽約”的學生達到了計劃就業學生的35.29%，“二本”和“三本”則分別是12.70%和20.98%。

　　事實上，根據調查，重點大學考研率高達33.14%，保研和出國的學生比例也遠高于其他類型的學校。獨立學院找工作的學生占絕大多數，創業比例相對較高，讀研的比例極低。“二本”院校介于兩者之間。“這也意味著不同學校類型的學生面臨著不同的就業壓力與競爭。”

　　課題組發現，金融危機對各類學校學生就業預期的影響深度是不同的，對一般大學影響尤大。重點大學中，認為金融危機對自己的就業預期影響“非常影響”或“比較影響”的學生僅有37.26%，其他全日制大學和獨立學院的相應比例分別為53.96%和65.03%。他們認為，這是因為重點大學的學生自身素質較高，就業競爭力較強，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相對較小，顯得更加冷靜和自信，找到工作的學生比例較高，就業預期也降低較小。

　　為什么在這次調查中“二本”的就業率反而不敵“三本”？課題組走訪了5所高校的學生就業指導部門，在訪談中得知，獨立學院學生的就業預期相對較低，更容易實現就業，而且獨立學院中家境較好的學生較多，家庭因素可以幫助一部分獨立學院學生解決就業問題。

　　課題組提醒說，相對而言，“二本”院校的學生就業處境最為艱難，陷入了“高學歷、低就業率”的陷阱。而在全部本科畢業生中，“二本 ”院校畢業生人數最多，就業壓力最大，其狀況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整體就業形勢，解決好這部分學生的就業問題，是畢業生就業指導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果初始規劃未能實現，超過40%的人選擇找工作。這意味著，考研、出國、考公務員、創業失利的學生，將在2009年成為就業大軍的新成員。課題組預測，2009年第一個待業高峰將出現在4月份。

　　在寫給天津市政府的報告中，南開大學學生課題組列出的畢業生對政府的主要訴求有：開辟就業通道，拓展創業空間；設立“學士后流動站”和“見習基地”，錯開就業高峰期；為在中小城鎮、西部地區就業的學生提供實實在在的政策支持；為未找到工作的學生提供有效救助服務。

　　他們開門見山寫了一段概括性說明：“本調查結果表明，多數畢業生能夠理性調整就業規劃，但就業待遇預期已接近心理底線，信心恐慌開始出現。待業高峰將出現在4月份。伴隨畢業倒計時，畢業生的就業信心和心理防線極易崩潰，若大批畢業生閑置，極易引發其他社會問題。” 本報記者 張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