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新上山下鄉運動”十分引人注目。

　　這個運動到了最近，又因為未來5年每年都將選拔2萬名大學生村官，進一步變成了更有組織和更加龐大的“大學生村官”計劃。

　　發起大學生“下鄉”的目的顯然是為了真正改變農村的面貌，為了改善農民生活，為了建設新農村。

　　問題也在這里：大學生有能力改變農村面貌嗎？大學生能真正在村里住下來嗎？村莊需要大學生嗎？

　　多數傳統鄉村

　　短期內難有巨大變化

　　大體來講，我們可以將全國農村分成兩種類型，一是沿海發達地區或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村，以及少數中西部集體經濟發達或者有大量資源比如煤炭的農村。

　　二是占中國90%以上的中西部農村，這些地區的農村主要從事傳統農業，農民收入主要依靠農作和外出務工，村集體幾乎沒有資源。相反，大多數村莊還有很多債務。

　　這些地區的村莊可以總稱傳統農業村。

　　顯然，大學生村官計劃所針對的不是發達地區的富裕村，而是傳統農業村。

　　傳統農業村在將來可能有三種命運：

　　一是隨著城市化的推進，這些村莊越來越多的農民轉移進入城市，村莊空殼化了。

　　二是傳統村莊走向工業化，讓農民從高效農業中獲得高收入。

　　但是，正如上世紀90年代全國農村消滅空殼村，不僅沒有消滅空殼村，而且導致普遍的村級負債。

　　目前希望在傳統農村發展工業，以實現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在買方市場條件下，已經基本沒有可能。

　　至于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效農業，本身就只能是少數農村做才有收益的事情。

　　如果全國農村都發展高效農業，在農民與市民的比例超過二比一的情況下，其結果必然是農民增產不增收，也是必然要失敗的。

　　三是維持現狀基礎上的緩慢改進，大體又可以包括兩個方面：即越來越多農民流向城市，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同時農民收入緩慢提高，農村經濟條件慢慢得到改善。農民收入仍然主要由傳統種植業和外出務工兩部分構成。

　　未來數十年，傳統農業村莊的絕大多數將陷于第三種命運，假若我們不是更悲觀的話。

　　傳統村莊的以上三種命運并非人為，而是由中國宏觀經濟結構決定的，即使有少數村莊可以逃出結構的命運，那也是少數。

　　今天農村的許多問題不是干部無能或者干部無德，而是結構性因素的必然結果。

　　也就是說，占中國90%以上的傳統村莊，將來的大多數仍然是維持現狀基礎上的改進，而不可能在短期內有巨大變化。大學生村官計劃中的絕大多數大學生也是要到這些村莊去的。

　　取消農業稅后

　　農村基礎能力被削弱

　　我們來看這些短期內不可能發生巨大變化村莊的情況。

　　這些村莊，農民收入仍然主要來自種植大宗農產品和外出務工，村集體仍然只能有很少的收入，村干部幾乎不可能通過辦集體企業來發展集體經濟。

　　這類村莊，村民自己種自己的田，自己打自己的工。人人都為自己賺錢。經濟上，村干部沒有多少可以使力的地方。

　　村干部的主要作用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村干部要協助解決農民生產生活中必需的公共品，比如修路、灌溉、環境衛生、村莊規劃等等；

　　二是為困難農戶提供幫助，向上級報告村莊貧困戶的情況，及時為因子女外出務工而無力應對意外的農戶提供支持；

　　三是調解農村可能出現的糾紛；

　　四是為農村提供必要的文化服務，等等。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針對取消農業稅后農村事務相對較少的特點，全國大部分農村為了減少用于行政的經費，而采取了合村并組和減少村干部的措施。

　　但是，取消村民組長是很大的一個事情，因為村民組是真正的熟人社會，村民組長最了解本組農民，他們天天見面打招呼，知根又知底。取消村民組長，就是說我們國家的行政建制力量在建國后第一次從熟人社會抽出來了。

　　減少村干部，減少的是不脫產的村干部。

　　村莊事務并非日常性的，而是季節性、臨時性和應急性工作多。村干部可能一連很多天沒有事情，但是，一旦有事，又往往不是有限一兩個村干部有能力處理的。

　　因此，村干部的工作不是坐在辦公室處理常規工作，而是在發生事情時隨叫隨到，是具有立即組織動員起來解決問題的能力。

　　村干部不是要做某件具體的事情，而是要有解決問題的基礎能力，這個基礎能力需要一個熟人社會的組織體系來應對。

　　取消農業稅前的不脫產的村組干部隊伍就是一個比較不錯的這樣的組織動員體系，雖然他們被上級賦予了太多不恰當的收稅和計劃生育工作。

　　現在不僅減少了村干部，而且將村莊合并得老大，村干部就根本沒有能力處理發生的各種緊急任務。

　　也就是說，在當前占中國90%以上的傳統農村，取消農業稅后，本來需要村干部處理的常常具有季節性、臨時性、應急性的工作，卻因為村莊合并和村組干部的減少，而失去了應急能力。

　　這就是我們在取消農業稅后在全國很多農村看到的現象。

　　換句話說，過去深入到熟人社會的村組干部隊伍，本來是有足夠維持村莊基本秩序能力的。現在卻因為國家想省點小錢，而使基層組織在維持農村基礎秩序上的能力變得不足。

　　大學生村官

　　外來的和尚難念經？

　　現在，我們試圖通過向每村派一個大學生來維持傳統農業村莊的基本秩序。

　　大學生是一個外來的有熱情的力量。但是，我們也不能將他們的熱情估計過高，因為他們不是下鄉做義工，而是將村官作為職業。他們需要有收入，將來要成家，要生兒育女。

　　在不少地方，一個大學生村官的工資，抵得上全體不脫產村干部的報酬總額，更比原來村民組長報酬多很多倍。

　　即使如此，相當部分大學生村官還是不是“永久牌”的村官，他們很可能過幾年就要離開。

　　僅僅幾年，他們很難真正熟悉村民的情況———村莊工作往往需要的不是抽象的知識與法律，而是地方性的道理，是村情，是民性，是耐心細致的工作方法，是恰到好處的軟硬兼施。

　　這些都是需要對村情極為熟悉，對民性極為了解的長期在農村生活的當地人最能干好的事情，而非一個外來的年輕的大學生可以干好的事情。

　　大學生村官并不比不脫產的村組干部有應對基層工作的知識和經驗，也不比他們有時間，甚至不及他們有耐心和長遠打算。

　　在維持中國傳統農村基本秩序的過程中，他們能做什么，就是極大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如前已述，農村工作具有的季節性、臨時性和應急性特點，因此處理傳統農業村莊事務需要的并非脫產的一兩個干部———哪怕是大學生村官———而是一個能隨時被動員起來的基層組織體系。

　　取消農業稅后，合村并組，減少村干部，取消村民組長，基層建制退出熟人社會，這種作法嚴重削弱了農村基層組織體系，從而節省了一點村級支出。

　　這個以損害基層組織能力節省下來的錢，現在要全部用在大學生村官身上了。

　　問題是，現在請來了一個脫產而坐班的大學生村官，而失去了一個基層組織體系。

　　脫產的大學生村官平常時間無事可作，一旦有事，他們則無力去做———這是因為，中國大部分傳統農業型農村是事務瑣碎繁雜，是地方性特點突出，是季節性很強，且往往有諸多意料之外的應急事務的農村，因此是需要有一個熟悉當地情況的低成本、不脫產的基層組織體系來發揮作用的農村。

　　現在我們的農村基層治理領域，一方面以節約成本的理由極快地削弱基層組織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以發展農村的名義來引入外來的大學生村官。

　　這顯然是錯置了農村這個空間。希望以個人來替代組織，這是大學生村官計劃錯誤的核心所在。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研究

　　相關報道：

　　目標宏大的消滅空殼村計劃

　　更糟糕的是，現在大學生村官計劃還存在嚴重的村莊錯位。

　　實際上，大多數選派的大學生只能到一般農業型村莊。

　　到了這些農業型村莊，大學生村官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無法發揮作用的困境。

　　本來大學生村官計劃就是將村官當作大學生的就業出路來考慮的，一旦他們到村莊不能發揮任何作用，卻又幾乎沒有升遷的希望，他們內心殘存的一點理想主義就會破滅。

　　這時候，大學生村官計劃就可能產生我們沒有預計的另外的嚴重后果。

　　記得1990年代，我們提出消滅空殼村，目標很宏大，理由很充分，就是條件不存在。

　　其結果是，空殼村沒有消滅，倒是帶來了嚴重的村級債務，即使到了10多年后的今天，全國大多數村莊仍然嚴重受困于當時形成的嚴重村級債務。

　　現在一個村若是無債村，那就是好的不得了的村。

　　這個過去并不久的歷史，應該讓我們好好清醒一下。 (時代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