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工資低外，工作強度大、任務重以及不被家長理解也成為民辦教師心頭的一座座大山。“想嫁不敢嫁，想生孩子養不起。”在博明學校教7年級的歐老師這樣說。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租房一個月至少要四五百元，加上生活費，所剩無幾”。

　　長相清秀的歐老師代了100多個孩子的課，每周有18~20節課，光改這些孩子的作文和日記，就要花兩個晚上的時間，“五時多下班，改作業要改到晚上八九時，回到宿舍，連熱水都沒有，洗漱都來不及。”也忙得幾乎沒有去認識異性的時間。

　　民辦學校的寒暑假也短得多，由于民辦學校普遍存在招生壓力，許多民辦教師不得不提前返校，發傳單招生，有的學校還有招人任務。“尤其是暑假，要花一半時間招生，基本工資才900元。”

　　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男性民辦教師的壓力更大。劉老師的妹妹高中畢業，在一家工廠做領班，月薪3000元，而自己讀完四年本科，工作五年至今，卻仍然一直是1500多元，至今沒有給過家里一分錢，“往往是15日發工資后，便透支了下個月的錢。”

　　此外，與家長的溝通困難讓老師們覺得很委屈。民辦學校的學生基本上都來自勞務工家庭。家長們迫于生活壓力，每日疲于奔命，忙于加班，幾乎沒有時間顧及孩子教育問題。“學校每天4時30分放學，但這個時候家長一般都在加班。一些孩子們自控能力不強，就在外面閑逛。”劉老師說，“如果孩子出現情況要跟家長溝通，想上門家訪。家長的態度也讓人心涼。有的電話都打不通，還有的不愿意請假來，因為擔心扣獎金。還有的家長因為租住的房子條件很差，不愿意老師去家訪。”

　　前無出路后無退路

　　2005年大學畢業后來深的劉老師說，他在坪山新區博明學校一干就是5年，每個月1500的工資讓他連父母的零花錢都給不出手，更別說養小孩。

　　去年，深圳市先后組織了兩次面向公辦中小學(含中職學校)的雇員及臨聘教師公開招考，解決了3600多名臨聘老師的編制問題。兩次公開招考面對的對象只有公辦學校的臨聘老師，民辦老師只能“望洋興嘆”，他們發現，除非轉行，否則只能在民辦學校的圈子里跳來跳去。

　　向前看，“轉正”無望，向后看，民辦老師想“回流”發展也不容易。放棄內地編制，自然難以重入“公家門”，時間一長，在深圳成了家、甚至有了孩子，回老家或到其他地方發展就更艱難了。

　　在博明學校小學四年級教數學的李老師，2006年懷著改善一家人生活的夢想，辭掉在梅州的在編教師職位，帶著一家三口來到深圳，當年梅州在編老師每個月工資只有600元，深圳民辦學校卻有1000多元。但沒想到的是，4年過去了，老家的同事工資早已漲到1700~1800元，醫療等福利待遇不說，退休也有保障，而自己的工資在扣完幾十元的社保后，領到手的只有1200多元，他和老婆兩人每個月加起來也只有2000多元。

　　出了“公家門”的李老師已經不可能回老家到公辦學校教書了。來深圳的時候，李老師已經把自己的關系全部轉走，想回原來的學校是不可能了。“回老家，最多也只能重新過代課老師的日子。”

　　與公辦教師待遇差距甚遠

　　民辦老師的困窘首先就表現在身份的不平等上，“臨聘老師，至少有個盼頭，但民辦老師根本連個‘奔頭’都沒有。”博明學校的袁校長表示， “在評職稱上，即使經驗豐富、教學質量很高的民辦老師，也沒有名額。”來深圳已有8年時間的袁校長表示，民辦學校在評優評先、獎教獎學、辦學效益評估獎等方面，享受的是“私生子”的待遇。“以評選教師節評優為例，即使被評上了優秀老師，民辦學校的老師連獎金都沒有。”博明學校的梁主任說，“民辦學校雖是姓‘私’的，但是在承擔教育育人上和公立學校沒有任何區別。”

　　據記者調查，由于民辦學校教師與公辦學校教師身份不一致，一般民辦教師的待遇僅為公辦教師的四分之一，遠離特區的民辦老師則更少。由于限定民辦學校不能提高學費，多年來物價上漲，學費不漲，民辦老師的待遇更一直沒有提高，有的教師在一個學校一干就是十幾年，三五年都不漲工資。

　　坪山新區的飛東小學老師的工資水平在坪山新區里算是低的，學校的鐘志穹老師2007年帶領的班級在參加龍崗區的質量檢測中獲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績，但現在他一個月工資還只有1000元多一點。“從2003年到現在，學校都已經評上了區一級學校，但是老師的工資卻只漲了幾十元。”飛東小學校長佘萬金說。

　　“民辦學校的老師一般一周都有20節課以上，還要分攤行政工作，基本上沒有哪天是不用加班的。”寶安區牛欄前學校的童老師說，面對外來農務工的子女，父母都在為生計奔波，小孩基本上都是“無王管”，民辦老師的工作量往往比公辦老師要翻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