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業內還沒有建立針對早教質量的評價體系，家長看早教也是朦朦朧朧，到底好不好心里也沒譜兒。”李澍曄表示，早教機構的高價格是市場需求大于供給，加之家長間互相攀比造成的。望子成龍的心態，讓更多的家長把錢花到孩子的教育上。一些家長片面追求高價格，將價格門檻作為選擇的依據，認為高價格等于高品質。一些培訓、辦學機構正是抓住了家長的這種心理，在教學概念、效果等宣傳上做文章，事實上這是有違教育規律的。此外，由于早教不受物價局教育收費的監管，因此早教機構的定價完全是參照行業標準自行定價。早教機構根據自己的盈利空間，把所有的成本計入課程價格，然后推向市場。

　　教育部門不管早教班

　　李澍曄介紹，早教行業正處于蒸蒸日上的發展時期，但很多從事早教的公司卻沒有用“早教”的名號，比如東方愛嬰、新愛嬰、天才寶貝、金寶貝、紅黃藍等熟知的早教品牌，均未冠有早教的頭銜，而是以教育咨詢、咨詢公司、教育培訓中心的名稱出現。

　　北京市教委學前教育處工作人員介紹，目前早教尚未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教育部門對學前教育這塊只負責幼兒園的準入和管理。國家教育部門不負責早教機構的審批和登記，也沒有監管責任。3歲至6歲的幼兒園和學前班的管理是有詳細法規的，辦園條件、衛生保健、教育教學、師資力量都有著明確的規定。但0至3歲的早教卻沒有這些規定。早教機構的申請，要由區縣教委出示一個辦學證明給工商局，這個證明不具有行政許可的作用。

　　李澍曄表示，目前早教企業以商業機構的名義在工商局注冊登記，只能以教育咨詢的方式打“擦邊球”注冊，但這也造成了行業不規范的隱患。因此市場上究竟有多少早教機構也難以統計。名不正則言不順，沒有“正式身份”帶來的直接問題是，一邊行業長期發展規劃缺位，另一邊監管空白。這就導致了家長即使發現孩子上過早教后效果不好，也不知道該向哪個部門申訴。因此這個行業目前良莠不齊，早教的質量沒有人監督，只能靠早教機構的自覺自律。早教作為一個新興行業，需要加強監管和扶持，比如可以通過確定監管部門、定期組織評比和檢查、為早教機構提供交流的平臺等方式。

　　過早開發實為拔苗助長

　　“中外合資”、“留學博士”已經成為一些早教機構的金字招牌，以此來吸引家長的眼球。很多早教機構在教材選擇和教學方式上都采用國外引進的理念。兒童心理咨詢師楊冬燕介紹，一些心理學家發現0至3歲階段對孩子的生長發育極為重要，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針對性地進行早期教育和干預的機構在一些發達國家應運而生。上世紀末國外的早教理念在一些機構和廠商的推動下迅速為中國家長們所了解和接受。

　　“國外的一套理論就一定適用中國的孩子嗎？”楊冬燕認為，現在對于這種情況并沒有定論，不同的文化背景、社會環境對教育都是會產生影響的，國外的早教理論可以借鑒，但是不能照搬。因為這些理論適不適合中國孩子還需要用時間來證明。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存在不同的兒童發展關鍵期，性別、年齡都對關鍵期起到制約作用。因此，不同的孩子應該按其自身情況，用不盡相同的方式來進行早期教育。

　　李澍曄介紹，許多父母覺得孩子認字多、背詩多或者數理化能力強就是聰明，否則就擔心孩子“笨”或“智力差”，所以一些早教機構和家長就開始讓不滿3歲的孩子認生字、學單詞。但是孩子有自我發展的能力，不能超過自身的能力，不能跨越成長過程，否則就是拔苗助長。

　　“早教應該是孩子天性的釋放。”楊冬燕認為，游戲和快樂應該是早教的主要內容。讓孩子多活動，多動手用腦，開發注意力、記憶力以及觀察能力，在成長過程中發現孩子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