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了，學生放假隨打工父母回老家。在他們常住的異鄉土地上，他們學習和玩耍的校園，他們棲身的學校，卻正在和被拆遷的命運搏斗。他們的學籍卡、疫苗接種卡，甚至他們繼續上學的機會，都面臨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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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粉紅色棉襖的小敏正站在學校門口向里張望著，她不敢走進去。校園里面，小伙伴們曾經在趣味運動會上進行拔河比賽的麻繩，正被一群施工人員用作砍柳樹的工具。

　　這是一所民辦的打工子弟小學，位于北京市朝陽區奶西村，叫文德學校。這里的學生幾乎全部是外地來京打工人員的子女。家長們選擇了這所學校，因為他們可以承擔在這附近便宜的房租，盡管這里距離北京的心臟很遠，他們只能住在沒有暖氣的平房里。

　　小敏今年上六年級，“爸爸是開車的，媽媽在面條廠”。她來到文德學校剛剛一個學期，因為她此前在朝陽區雷橋村就讀的另一所打工子弟校已經被拆遷了。新學期過去，她開始交到新朋友，卻還來不及記清自己的新老師叫什么名字。

　　“學校怎么了？”小女孩看著這一切，瞪大了眼睛問。

　　文德學校的校長崔克忠就站在一旁，但他也無法給出答案。這一天是2月7日，農歷臘月廿四。前一天剛剛下過一場大雪，“如果進得去，每次下雪都是我掃校園。”這個40多歲的東北男人望著被大雪覆蓋的教室屋頂和操場地面說道。

　　但半個多月來，他只能這樣站在校門外望著自己的心血。據他回憶，從1月19日開始，學校的大門就被人鎖住。有人告訴他，“是村聯防上的鎖”。2月7日上午9點，他來到學校時，校門剛剛打開，某施工隊蜂擁而入。他跟在施工人員的后面，才得以進入這所他已經營了7年多的學校。

　　他知道，這個學校保不住了，要拆了。

　　根據北京市朝陽區于2009年7月召開的“推進城鄉一體化暨土地儲備工作動員會”，朝陽區“將啟動26.2平方公里農村地區的土地儲備”，文德學校所在的崔各莊鄉就位于其中。奶西村村委會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盡管他們并未接到關于騰退和拆遷具體時間的通知，但因為政府預計在今年年中進行拆遷，因此已經“開始著手準備了”。

　　這些準備就包括村集體于1月中旬解除與崔克忠的房東張嘯(本村村民)的合同，收回文德學校所在的“地上物和地”。該工作人員稱，他對文德學校內正在進行的施工并不了解，有什么問題“應該找房東談”，但那里“確實是我們集體的地方”。此時，距離崔克忠與房東的租賃合同到期還有3年時間。

　　崔克忠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村里在鎖門后限他3天騰退。“那么多桌椅、設備，我怎么騰退？我沒有接到正式的拆遷通知。”

　　重新進入學校，他發現，自己的校長室像是經歷了一場洗劫。門玻璃被砸碎，教材、試卷、教具、抽屜被撒了滿地。一不留神，就可能踩到幾沓從箱子里倒出來的學籍卡。兩位曾經獲得第一屆新公民園丁獎的老教師的獲獎留念也被扔了出來。孩子從老家帶過來的疫苗接種卡，散亂地攤在地上。

　　沒有人聲稱為這強盜般的行徑負責。崔克忠小心翼翼地把散落在地上的疫苗卡撿起來，“這要是給孩子弄丟了怎么辦？”他一直重復這句話，“早知如此，還不如讓孩子帶回老家。”

　　但這幾乎是無法實現的。當他被宣告必須騰退的前3天，這所小學就已經放假了。直到現在，那些回老家過年的家長和學生還不知道，等到春節結束，孩子就可能無處求學了。

　　文德學校一共有200多名學生，而這所學校幾乎是整個崔各莊鄉面臨拆遷的打工子弟校中學生最少的一個。據朝陽區教委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所所長張連海介紹，崔各莊鄉將要被拆遷的學校大概有20多所，學校人數多則1000多人，少則200余人。

　　幾所打工子弟校校長告訴記者，他們沒有辦法通知家長“開學別來了”，因為打工者一旦回到老家，往往都會立刻停掉北京的手機號，換成當地號碼。

　　“正月初八來上學的孩子怎么辦？難道要看著鏟車推平學校嗎？”一位校長激動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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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學校這一次遭遇的困難，是在整個辦學過程中最艱難的一個——或許也是最后一個。

　　中國地質大學的志愿者易國強在打工子弟校做志愿者時，覺得這里“條件比我們農村老家的小學還要差”。另一位來自外企的志愿者胡搏第一次看到校舍，幾乎認為這是“毛坯房”，“水泥地和墻面甚至都不平，講臺就是用水泥砌了個臺，黑板只是涂了幾層黑漆”。

　　在一堂名為“我們的城市”的課上，胡搏發現這些孩子只有在逢年過節時才能吃一頓麥當勞，但她同時也發現，“這里的學生看上去挺快樂”。

　　這些孩子的父母從各地來，在北京城里從事著最底層的工作，做裝修工人、計時工，或者以賣煎餅、撿廢品為生。在文德學校，許多孩子在家庭地址欄中就填寫著“奶西市場”。在這片平房中，這些家庭能用每月200元的租金安置一個“家”。

　　打工子弟校的校長和老師們必須因為學生的特殊情況而將學校改變得更適合他們。在北皋實驗學校，因為打工者下班都很晚，學生可以在老師的陪伴下一直待到晚上8點半，校長李俊山總是擔心“他們回到家一撂下書包就去黑網吧”。

　　在文德學校，崔克忠幾乎叫得出每一個孩子的名字。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工者們常常搬家，這里的孩子流動得太快，“能在這念3個學期就算時間長了”。易國強也發現，每一次在這里做志愿者，“總有一些過去熟悉的小朋友不見了”。

　　但這個校長還是要求老師們時常進行家訪，因為“每一個孩子的家庭都不一樣”。他們為一個男孩免掉學費，因為他直到六年級“幾乎沒穿過新衣服”，常常穿吊腳褲，甚至是媽媽的女式毛衣。這個男孩現在在這所學校里讀他的“第二個六年級”，因為家里擔負不起他上初中的費用，于是就懇求校方讓孩子在這里一直念下去，“念到能出去工作”。

　　崔克忠的妻子祝欣老師總是記掛著另一個女學生。據說，她的父親好逸惡勞，女兒13歲的時候，就想給她“說人家，拿彩禮錢”。為了保護這個女孩，祝欣把她接回自己家里住了一整個學年。沒想到，假期時，女孩回到爸爸家里，就再也沒了消息。最后祝欣聽說“她才16歲就成了兩個孩子的媽”。

　　“我們投入越多，就越傷心。”崔校長站在校門外望著自己的學校。2009年9月，他剛剛將這里重新裝修一番，教室外的墻上涂著孩子們喜歡的紅色、黃色和藍色。

　　可是現在，柳樹的樹枝已經被砍光，孩子們再也不可能在夏天里坐在柳樹下讀書了。本來崔克忠還想多蓋幾間教室，但校園西側剛剛搭建的鋼筋也已經被迅速地拆除。施工隊的一位指揮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里要全封起來，蓋三層樓。”但他不肯透露究竟被誰雇用。

　　“看到你們這里，我心涼了大半截。”北皋實驗學校校長李俊山看到文德學校的現狀后說。他收到的不是一把鎖，而是崔各莊鄉政府下達的《關于提前做好拆遷騰退中停止辦學的通知》，要求“2010年2月底前上述村域范圍內的非住宅房屋土地騰退搬遷工作結束”。

　　這位開辦了兩所學校的校長常常說：“咱不關心國家大事，咱也關心不了。”但這一次，“大事”將渺小的個人遮蔽了。鮮艷的紅色條幅掛在了實驗學校的院墻上，“響應騰退政策，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