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名目繁多的高考加分和所謂特長生政策，本意都是為了促進學生個性化發展，但很快就在執行過程中走了樣，一些權勢家庭或教師子女被指享受了不應有的加分。今年有關浙江高考航模加分的報道將這一政策再次推到了風口浪尖。很多家長認為：政策是好政策，但如果沒有好的保障制度，加分政策不如取消。

　　再說自主招生政策。2003年，教育界人士呼吁多年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終于破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22所高校被賦予5%的自主招生權，高考“大一統”的格局開始打破，為高校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拓展了空間。與此同時，對自主招生是否公平、公正的質疑又不斷出現。

　　北京一位高三學生家長說，且不說自主招生帶來的巨大的招生成本和社會成本，每年高考都會曝出替考、移民、舞弊等弄虛作假事件，在這么嚴格的高考制度之下，居然也有人可以打通層層關節，如果大學自主招生權力過大，非得天下大亂不可。

　　今年全國10個省份進行新課改后的高考，再次引發輿論對打破高考“一考定終身”的高度關注。有專家認為，這種“高考成績＋學業水平測試＋綜合評價”的新高考模式，嘗試由單一考試向多元評價轉變，體現了人才培養和選拔的規律。

　　但記者調查發現，所謂的綜合素質評價目前還處于“空轉”階段，并未與高校招生錄取實現硬性掛鉤，問及原因，很多教育界人士認為，“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綜合素質評價沒有標準答案，主觀性強，眾多考生和家長對其可行性、客觀性表示擔憂。許多人擔心這種改革沒得到實質性公平，連最基本的程序公平也失去了。

　　曾經當過10年高中班主任的山東省淄博市教科所副主任魏耕祥說，其實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高考考生的檔案中就有考生社會活動記錄，然而其真實性大打折扣。他甚至認為，缺乏客觀標準的人為評價，在社會公信充分構建以前，一旦操作必將引起社會混亂。

　　改革：在選拔人才與體現公平之間如何突圍？

　　一次考試不能也不應該決定一個人的終身，這已經成為教育界人士的共識，但是破除分數一元標準的改革探索又屢屢引發公眾質疑。高考制度如何在選拔人才與體現公平之間實現突圍成為一個難題。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說，教育改革不僅需要理想和熱情，尤其需要對教育國情的充分了解和把握，需要縝密的、具有操作性的具體設計，以及配套的措施和政策等等。他認為，高考改革可以“放開兩頭”，對于那些辦學水平較高的研究型大學，可以逐步賦予它們更多的自主招生權；高職院校由于供求關系已經比較寬松，完全可以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機制的調配作用，實行不同形式的自主招生。

　　他說，公眾對擴大高校自主權的最大擔憂，就是高考腐敗。最近剛發生的吉林松原令人震驚的高考舞弊事件，證明這種擔心完全不是多余的，對當前的道德環境和法制環境，絕對不能理想化。但是，如果止于這種顧慮，我們就會停留于現狀，無所作為。比較積極的做法是，通過改革高校管理體制、改革招生錄取方式，實行全程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接受社會監督，實行嚴格的問責制，從而建立高校招生的公信力。在此基礎之上，實現了這一變革的高校，才向它賦權，擴大其自主招生的改革。

　　部分家長認為，無論是大學的自主招生還是中學的綜合素質評價，都要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制度，盡可能壓縮人為操作和權力尋租空間，同時加大對徇私舞弊行為的查處力度，實現全過程公開，既要保證程序上的公平，又要取得實質內容的公平。

　　齊濤認為，高考最終的方向是多考多取，多考就是既有全國統一的高考，又有高校自行組織的考試，還有只是依靠學業水平考試就能夠進入大學的，對于各種考試，學校分別承認；多取就是既有統一考試錄取，又有學校自主招生錄取，還有學生注冊入學錄取。

　　“最終目標是給每一個孩子都提供發展空間，讓大家走自己的路，發揮自己的個性。”齊濤說。 “新華視點”記者 張曉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