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州，新一輪解放思想大討論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11月10日~11日，廣州和廣州人的務實、包容和靈動，迎來了中國民辦職業教育行業專家以及來自中國大陸、臺灣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等100多位民辦高校的領導，他們齊聚廣州，參加由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主辦的“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與民辦職業教育發展高峰論壇”。

　　此次論壇希望形成一個“廣州倡議”，以此呼吁不分東西、不分南北的民辦高校，要空前地加強團結，真誠合作；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互相欣賞，互相補臺。“實現職業教育資源共享，形成浩浩蕩蕩的民辦職業教育大軍，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論壇的承辦方之一、廣州嶺南教育集團總裁俞仲文語氣堅定地告慰與會者：“教育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鑰匙’，職業教育是一個國家發展的‘萬能鑰匙’，它可以打開幾乎所有的社會難題之‘門’。”

　　此論壇的召開基于一個不樂觀的判斷：雖然民辦教育促進法已經出臺多年，然而，民辦高校沒有出現人們想象的更好的發展勢頭，面臨的困境越來越大，受到的限制和擠壓越來越多，發展的步履越來越艱難。“如何走出困境”，論壇的承辦方之一、寧波大紅鷹學院黨委書記孫惠敏回答說：“民辦高校新一輪發展的出路在于創新，在于走自強之路。”

　　民辦職業教育的內外困境

　　論壇的與會者無一例外都集中指出了民辦職業教育所面臨的困境，民辦職業院校的舉辦者或管理者，他們的呼吁也許會被當成是向教育有關部門要政策、要支持，抑或是“無病呻吟”。然而，論壇也有來自教育部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談松華的“權威聲音”：

　　民辦職業院校的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是龐大的公辦教育系統集中了優質教育資源，民辦教育缺乏競爭優勢；二是中國缺少興辦捐助性、慈善性的教育事業的社會機構和社會基礎，在發達國家慈善事業的經費一般占GDP的4%~5%，而我國則只占0.01%，社會捐贈經費占教育經費總量的1%；第三，民營企業處于資本積累的初級階段，出資于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尋求新的投資機會，不是出于捐贈公益事業的目的，絕大多數要求回報。“這是中國現階段民辦教育發展具有直接影響作用的社會因素。”

　　新時期，政府公共財政較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進一步增強公辦學校的辦學實力和競爭力，相應削弱了民辦學校的競爭力。有民辦職業院校舉辦者在論壇上直言：“現在的教育公共財政成了‘公辦財政’，民辦高校很難分到一杯羹。”

　　另外，公辦學校教師工資連續上調，既增加民辦學校成本，又弱化民辦學校的競爭力。從中山大學被挖到廣東白云學院的副院長何小雄在解釋這一現象時說：“民辦高校成了公辦高校的‘黃埔軍校’。”在民辦高校里成長起來的優秀教師，紛紛跳槽到公辦高校。

　　同時，在公辦學校體制改革中出現了獨立學院、名校辦民校、改制學校等新形式，占有公辦和民辦兩種優勢，“形成了同民辦學校的不公平競爭”。

　　當然，民辦教育的自身因素也使民辦高校遇到了發展困境：談松華認為，民辦教育的投資者期望在短期內獲得回報，其中包括有的投資者期望教育投資的收益率能高于一般行業，這種利益驅動的動力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辦學行為，也常常造成投資者與辦學者之間產生矛盾甚至發生沖突；民辦教育的求學者多數是生活在能夠支付較高學費和生活費的較富裕的家庭，家長以為高投入一定會有高回報，即使自己的孩子學習基礎并不好，也期望通過交高額學費享受優質教育，獲得高學歷，考上名牌學校，這種期望容易給學校增加片面的壓力；民辦教育的辦學者，開始時主體是退休的校長和教師、從公辦學校跳槽或兼職的教學和管理人員，其身份和待遇不同于公辦學校，缺乏安全感，隊伍不穩定。

　　這樣產生的問題是：這三方面利益主體都有比較強的功利目的，容易滋生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難以持續發展。“這三個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中國的民辦教育的發展一直處在比較艱難的境地。”談松華說。

　　民辦職業院校辦學者的三大忌

　　內外交困的民辦職業院校很容易使舉辦者認為自己處于“弱勢中的弱勢”地位。而如何突破困境，重建自信，以及走出一條民辦高校的自強之路？今年從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院長退休到廣州嶺南教育集團任總裁的俞仲文，希望能成為民辦職業院校的“領跑者”。

　　他首先希望“民辦高職院校的舉辦者要成為大愛無疆的積德者；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擔當者；也成為自己這一畢生事業永續發展的維護者和耕耘者。”他告誡民辦高校的舉辦者，辦學中有三大忌諱：

　　一忌將作為公益事業的教育事業當做暴利行業來做，胡亂收費，魚肉師生，唯利是圖，這樣做個人的荷包鼓了，道義和愛心滅了，絕對要跌跟斗。

　　二忌將教育經費當做私人企業資金，隨意挪用于其他非教育領域。這樣做，圖一時的利益，帶來的將是民辦高校的滅頂之災。

　　三忌將個人主觀愿望或個人意志隨意凌駕于大學制度和大學文化之上，違背教育規律和教育法規辦事。這樣做圖的是一時痛快，最終損害的還是自己的事業。

　　作為曾經的公辦高職院校管理者，現在又“試水”了民辦高校一段時間，俞仲文有一席感慨：“民辦高職院校的辦學者不僅要學會管理大學，而且要學會經營大學，成為善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海里準確把握教育使命和教育規律的人；民辦高職院校的辦學者不僅是開源節流的能人，也是善于整合資源的專家，成為既是教育家，又是企業家，又是社會活動家，更是政治家的專門人才；民辦高職院校的辦學者不僅要具備個人的魅力，而且要成為健康的大學文化的締造者和維護者；不僅善于將創辦者的正確意圖貫徹始終，也要善于將自己的正確主張影響創辦者，成為學校高層和諧的核心要素。”

　　民辦職業教育發展要走自強之路

　　對民辦職業教育有著深厚感情的教育部原副部長吳啟迪在論壇上給與會者打氣鼓勁兒，她說，隨著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創新型國家的建立，對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社會終身教育體系的建立，“民辦職業教育發展的空間很大”。

　　當然，民辦職業院校自身發展的特點，使得它也有持續發展的后勁。民辦職業院校如何走自強之路，在寧波大紅鷹學院黨委書記孫惠敏看來，“民辦高校新一輪發展的出路在于創新”。她認為，自主靈活是民辦高校最大的特點和優勢，自主靈活只有在改革創新中才能被淋漓盡致地體現和發揮出來。并且只有改革創新，才能充分發揮民辦機制在爭取教育資源、人力資源配置、教育活動建構、質量效益訴求等多方面所具有的自主性、靈活性、敏感性、快捷性和經濟性等優勢。

　　并且，孫惠敏認為，民辦高校的創新主要表現在“戰略思維創新、融投資模式創新和管理創新”。

　　曾經是中國農業大學的校長，現任北京吉利大學校長近半年的江樹人認為，民辦高校的辦學機制的靈活表現在，用人制度、辦學模式、以市場為導向的專業設置等方面；并且隊伍精干，以崗定人，不養閑人；辦事效率高。他相信：“中國高等教育界必將出現名牌民辦高校。”

　　作為唯一一所進入教育部“100所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的民辦高職院校——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對其他民辦高職院校來說可望不可及，該學院的副院長韋恒介紹說，“學院的特色在‘校企合作’上得到了充分體現”。據悉，該學院的工科畢業生中70%在外企工作，約40%的學生進入了世界500強企業，有15%的學生被選送出國培訓，80%以上學生在關鍵技術崗位。而在辦學機制的靈活上，從學院的董事會成員可以看出，有美國、德國、荷蘭、芬蘭、比利時、新加坡、韓國等9國17家跨國公司和高校加入學院董事會，外方董事占70%。

　　同樣，在論壇上被多次提到的民辦高職的代表是四川國際標榜職業學院，該學院的副院長耿兵在論壇上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是民辦高職院校，有著相對靈活的辦學機制和自主權，完全有條件使教育教學成果接受社會和市場最直接的檢驗。”

　　同時，耿兵介紹，學院的發展堅持了幾條原則：不走萬人大學之路，變相引向學歷教育“獨木橋”，割裂與各行業的有機聯系；不能辦本科的“壓縮餅干”，不能把“專升本”作為目標；建立以大學為中心的教育、研發、生產與營銷聯合體；引入企業管理的成功經驗，實行企業化運行機制；建立終身教育的機制和平臺等。

　　耿兵說：“順應市場、順應發展，找好定位，辦出特色，堅持不懈”，這是民辦職業教育發展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