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參加兩院院士大會的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楊福家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一位從上海到美國定居的母親怎么也想不通，她那位能進哈佛的女兒卻堅持要進一所高等職業學校。別看是高職，一年5萬美元的學費還要高于哈佛大學一年4.6萬美元的學費。

　　在一再勸說仍無濟于事的情況下，這位母親與女兒一起去該校看了一天。讓她詫異的是：一所高職學校的人文修養毫不亞于那些世界一流名校。改變了主意的母親告訴女兒：“你的學費由我付，生活費由你自己打工解決。”

　　“在中國這是難以想象的事情。有哪個學生家長會同意自己的孩子放棄一流名校轉而去讀高職？”楊福家院士說。盡管多年來他一直在大學任職：從復旦大學校長到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再到寧波諾丁漢大學校長，職業教育與他關系不大。可是，如何發展職業教育，尤其是高等職業教育，卻成了這位大學校長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事實上，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過去兩年，無論是在財力物力投入上，還是在各種措施保障方面，國家對高職院校支持力度都非常大。但是，楊福家認為，在政策的理解、實施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方面還需進一步改變，要改變政策導向只重視高學歷人才培養和使用，忽視中低學歷人才培養和使用，形不成人才梯次的局面。

　　來自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到2007年,全國共有1168所高職院校，而美國的職業學校的數量則在2000所以上。楊福家說，更讓人擔心的是，目前我國真正有特色、規范的高等職業院校已所剩無幾，過去搞高校“211工程”時，各校全力爭取，現在要搞高職“211工程”時，各地竟報不出來了！據說，上海只報了一所護士學校，因為其他好一點的高職院校幾乎都已升為本科了。

　　“一流國家的高等教育及人才培養都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梯次布局。”楊福家說：“現在，不僅高等教育的梯次問題讓我們擔心，人才培養的梯次問題同樣讓我們擔心。”

　　最近，一個醫生告訴楊福家：在醫院如果拿不到博士學位就站不住腳。而在國外，博士學位不是一個醫生能不能站得住腳的關鍵。在英國的醫院，博士所占比例只有10%。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現有1185名學生，其中700名學生的目標是做醫生，而僅有485名學生的目標是從事醫學科學研究的博士。兩者都是Doctor，但含義不同，目標也不同。兩者無高低之分，但醫生的工資待遇普遍高于博士。

　　在國內，一個普遍的輿論導向或者家長的愿望使孩子能成為博士，現行的人事制度也規定，獲博士學位的工資待遇高于獲碩士學位的。來自教育部相關部門的數據印證了博士吃香論的觀點：我國310個博士學位授予單位超過了美國的253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2007年畢業的博士生數量也超過了美國。

　　楊福家說，我們的政策導向看不起高職，我們的高考制度也不合理，把高考分數低的學生送進高職，學生讀高職是無奈的選擇，即使個別成績好一點的也一定要“續本”。更值得深思的是，我們很多高職院校追求的目標是“升格”為本科院校，以至于高職院校逐年減少。

　　“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們的教育不能僅僅是大學生數量的變化，更要使高等教育的結構不斷優化。”楊福家說。

　　楊福家一直有一個理念：高職與本科院校好似樂隊中兩種不同的樂器，高等教育的發展應該充分考慮兩者的協調性。比如，高考錄取政策要調整，改變把高職放在“一本”與“二本”后面，考分最差的學生進高職的現狀。

　　1997年，哈佛大學的一位校領導明確講，沒有社區大學就沒有哈佛大學，如果所有的大學都像哈佛，美國的社會是要崩潰的。如果培養出來的畢業生都拿諾貝爾獎，那美國社會也要崩潰的。“國家要在政策導向上支持‘行行出狀元’，并且要有具體的舉措，張榜天下。”楊福家說。(記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