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需不需要大學排行榜

　　教育部新聞發言人5月5日表示,大學排行榜是一些民間機構的民間行為,教育部從未組織過大學排行榜的活動,也不支持搞大學排行榜,不贊成對高校進行簡單的綜合排名。

　　然而,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已經來臨的今天,在每年上千萬高考考生和他們的家長中,有許多人需要一個真正客觀、公正、科學、獨立的大學排行榜作為參考。目前全國僅普通高校就有近2000所,辦學層次、辦學理念、辦學水平各有千秋,雖然高校都有咨詢說明、宣傳手冊,考生也可以通過網絡等渠道了解高校情況,但如何選擇真正適合自己孩子的大學,的確讓很多家庭頗為躊躇。

　　截至記者發稿時,在新浪網發起的“你如何看待大學排行榜”的網友調查中,約有34.3%的參與投票者對大學排行榜投支持票。不少網友認為大學需要排名,既能給考生報考提供參照,又能督促學校提高綜合實力。

　　不少知名高校的負責人也表示,大學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為公眾了解和選擇大學、了解和選擇專業提供了某種幫助,公眾對大學排行榜還是有切實需求的,不宜簡單以行政命令禁止;客觀公正的排行榜能有效促進高等教育內部系統的良性競爭,激發學校改革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找尋發展的問題與不足,進一步明確發展方向,不斷提升辦學實力和水平,帶動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

　　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新東方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徐小平更是“歡呼中國大學排名榜的出現”。他說:“無論我們的大學排行榜它多么新生、多么不成熟、多么有問題,只要它能刺激中國大學的競爭意識、激活中國大學的攀比心理,肯定是個好事!大學排名榜的出現,給中國高等教育帶來了些許生機,真是美妙無比。”

　　徐小平介紹,大學排行榜在很多發達國家已經是一種生活習慣,成為教育生態平衡不可缺少的因素。但無論他們多么成熟,這些國家的大學排名榜,也都充滿了爭議和批評。《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的大學排行榜已經做了很多年,成為美國人信賴并熱愛的重要參考資料,但許多學校揚言抵制和表示蔑視的聲音從未消停過。加拿大全國性雜志《麥克林(Mclean)》周刊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推出加拿大大學排名榜之后,在全國立即引起軒然大波,迫使該雜志第二年在排名方法上作了重大調整,該雜志的大學排名延續至今,也成為加拿大高等教育最值得期待的事情之一。

　　處于風口浪尖的中國大學排行榜雖然目前面臨著公信力危機和空前的責難,但無論公眾還是高校領導、專家學者都仍然為它預留了生存空間,甚至于對客觀、公正的大學排行榜還保有不少期待。

　　期待用市場的力量淘洗出值得信賴的大學排行榜

　　既然是社會公眾和高校發展的需要,許多學者紛紛表示應該允許大學排行榜的存在。但是,關系重大的大學排行榜應該由誰來研制、發布?

　　據悉,目前世界上比較著名的幾個大學排行榜也的確都出自民間研究機構,特別是一些著名的媒體機構承擔了主要角色。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大學排行榜由《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發布,加拿大權威的政經綜合雜志《麥克林》周刊每年也發布一次大學排行榜。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德國《明鏡》周刊、日本《鉆石周刊》等都有相關大學排行榜問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公布的2005年全球200最佳大學排行榜中,北京大學曾經排名第15,超過日本東京大學成為亞洲排名第一的大學。

　　根據現有資料,我國最初的一份大學排行榜,就是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1987年在《科技日報》上發表的《我國大學計量指標的排序》。此外,還有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推出的“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系列,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大學評價報告”,深圳網大教育服務有限公司研制的“中國大學排行榜”等,基本都是民間研究機構和企業所為。據估算,20多年來全國已有近20家民間機構參與研制大學排行榜,總共有100個左右的大學排行榜出籠。

　　所以,國內民間機構研制大學排行榜并沒有身份不妥的問題。相反,絕大多數學者肯定地表示,大學排行榜就應該由民間機構去研制、發布,應該相信市場的力量會淘洗出規范的、有責任感的民間研究機構,在大浪淘沙中產生值得信賴的公正的大學排行榜。

　　徐小平認為,一個值得信賴和尊敬的大學排行榜,應該具備下列兩個前提:第一,發布者必須是有公信力、與教育部門不沾邊的機構。根據各國經驗,大眾媒體往往是發布大學排行榜的最佳機構。真實是媒體的生命線,由媒體發布大學排行榜,至少在一般公眾和相關機構那里,不會對其立場和動機進行質疑。第二,發布者不應從大學獲得任何經濟利益——無論這種利益是用什么名義、以什么動機發生的。一旦大學排名者對大學提供任何收費服務,就產生了利益沖突。排行榜的生命線,是不和被評估評比單位發生經濟利益、獲取經濟好處,否則,一旦這個底線遭到了觸碰, 任何排行榜都會失去它應有的價值。

　　處境尷尬的中國大學排行榜何去何從

　　武書連也曾表示,“我理想的狀態是作為獨立的、不依附于大學的社會評價機構,在專門研究經費的支持下(國家撥款和機構資助都可以,最好是企業資助),我和我的團隊以全部時間、全部精力,專心致志地研究中國大學和世界大學的問題,對包括考生、考生家長、大學在內的整個社會提供免費服務。”

　　然而,遺憾的是,在許多人看來,武書連并不能夠總是堅持。他說:“在沒有專門的研究經費之前,是否接受大學的要求,對學校提供專業咨詢,最初是一個困難的抉擇。反復考慮之后,我選擇了逐漸放棄其他方面的收入,轉而為學校提供診斷和咨詢。”

　　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武書連怎樣辯稱其經費來源與排行榜無關,都很難讓人相信其排行榜的獨立性。沒有了獨立性,其他的公正、科學也就沒有了應有的基礎,這樣的排行榜自然就缺乏公信力。

　　我們的民間研究機構怎樣回報社會的信任和期待?面對目前存在的種種問題,處境尷尬的中國大學排行榜何去何從?

　　熊丙奇提出,讓大學排行榜走向科學、規范有三條途徑:

　　一是加強教育部門和學校的教育信息公開與教育信息服務。向受教育者、社會公開教育發展信息,這是教育部門和學校的基本職責。我國大學排行榜之所以水平低、公信力低，卻依然有市場、能生存,在于教育信息不公開,受教育者和社會獲得的教育信息十分有限。政府和學校教育信息公開,不但將減少潛規則(造假數據)的空間,而且也將促使排行機構提供更好的教育信息服務。

　　二是制定大學排行榜行業規范。我國大學排行榜要健康發展,必須改變各自為政、標準混亂的問題,要從行業發展長遠考慮,對排行榜制作、發布的資質,制作、發布的渠道,相關商業行為進行嚴格規范,不能某個學校要提高自己學校的排名,馬上也成立一個排名機構,推出一個排名來。

　　三是加強輿論監督和法律監督。在輿論監督之外,排行榜的制作、發布,還應引入法律監督。如果說排行榜發布者的資質、所選指標的科學性,還可歸屬于學術水平、學術觀念問題,那么,大學排行榜的潛規則則屬于學術欺詐和商業欺詐的范疇 ——排行榜制作機構打著“學術”的旗號,推出摻假的“學術成果”,此為“學術欺詐”;把以上成果向社會發布,制作成雜志、圖書售賣,誤導購買這一產品的受教育者,此為“商業欺詐”;在排行榜制作、發布的學術與商業活動中,索要贊助等行為,還涉嫌商業賄賂。以上種種,都是不合法的,應通過司法途徑加以治理。

　　雖然對排行榜持鼓勵并歌唱的態度,但徐小平認為,做大學排名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中國這種浩瀚的高教體系、統計數據缺乏、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要想期待中國出現《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雜志或加拿大《麥克林》那樣公認的大學排行榜,顯然還要等若干年。(記者　郭扶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