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為院士后，73歲的劉興土先生比以前更為忙碌。一方面，會議增多，要參加的評審與鑒定活動增多；另一方面，由于擔任了東北地理所學術委員會主任一職，所里找他辦的事也增多。更重要的是，他還同時擔任著幾個科技部及省科研課題。

　　雖然事務纏身，但當記者提出要向他本人了解情況時，劉院士還是欣然應允。2月4日，在東北地理所副所長、黨委副書記、紀檢委書記馬福安的陪同下，劉院士在單位接待了記者，就相關舉報作出回應。

　　首先，劉興土院士強調，被舉報的4本書都屬于他主編或編著的書，并非他自己“著”的書，而且投訴的絕大部分內容，都是由其他作者執筆撰寫的。

　　“如果落款‘著’，書中應基本上是自己的成果，起碼要以自己的成果為主。而‘編’書，可應用各方面材料按章節系統地編，可以自己寫，也可以找別人寫。作為編或編著的書，引用其他專業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不可能所有專業都由你一個人搞，一本書可能牽涉好多專業，引用是不可避免的。”劉院士告訴記者，他迄今共出了18部書，其中主編8部，參編10部。

　　劉院士認為，對于“編或編著”的書，在引用前人成果時，如果是文字部分，只要列出參考文獻和頁碼，便不構成抄襲；如果是表格和數字，要在引用處注明資料出處。

　　“《松嫩平原退化土地整治與農業發展》一書第一章，引用李建東教授部分表格時，在表下方沒有注明出處，不符合出版要求，是錯誤的。”劉院士坦言。

　　“這部分內容由易某執筆撰寫，他在章后列出了參考文獻，同時在該節文字敘述中也曾提到鄭慧瑩、李建東，自以為已經說明清楚，向主編交稿時便沒有說明這些情況。”劉先生解釋，該章共有6節，他本人寫了兩節，第二作者馬學慧寫了3節，因易某只寫了1節，故易某署名該章第三作者。

　　“該書沒有對外銷售，在贈送出去20多本后,李建東教授發現了問題，于是，我立即請執筆人向其道歉，并把其余470多本書補貼了標注。我們還計劃把已贈出的書也追回來補貼標注。”劉興土先生翻開他手中的書，讓記者看上面補貼的標注。

　　“雖然我不是執筆人，但作為主編，我負有疏忽之責。事后，我曾給李建東教授所在高校的黨委書記打電話說，如果李教授有時間，我親自去拜訪一下，表示一下歉意，但這位書記一直沒有給我回話。

　　就《三江平原自然環境變化與生態保育》引用《黑龍江省三江平原治理規劃水文地質報告》一事，劉先生回復，書中確實引用了該報告的相關內容，因該報告共307頁，未出版，故按要求在書中加了腳注。

　　劉院士告訴記者，該書對其他專業成果的引用，主要集中在前兩章。兩章中，對未正式出版的內部報告，加了腳注；對已出版的書或文章，列入了章后參考文獻表。

　　“這是符合出版要求的，出版社審稿時也未提出過不符合要求的意見，并不存在侵權問題。”劉先生說。

　　談到夏玉梅與顏秋蘭的內部報告被剽竊的投訴，劉院士表示，書中這部分內容由馬學慧執筆，馬學慧參加了該課題的野外調查、勘探、采樣及報告的編寫工作，同為課題組成員，報告作者名單中包括馬學慧。“因該報告為課題組的集體成果，按照我所關于資料共享的規章制度，課題組成員是可以引用的。”劉先生說。

　　至于“黃錫疇著名的沼澤發育多模式理論被剽竊”問題，劉院士解釋，其書《東北濕地》“沼澤發育模式”部分，主要參考的是馬學慧、牛××編著的中國地理叢書《中國的沼澤》，“因為該書對沼澤發育模式寫得比較詳細”。

　　他補充說：“另外，馬學慧關于發育模式的有關論述，發表于1982年6月出版的《地理科學》2卷2期，而黃錫疇先生的文章稍晚，發表于同年9月出版的《地理科學》2卷3期。由于這兩篇文章寫得都很簡單，所以《東北濕地》主要參考了《中國的沼澤》，并在分析中增加了許多實例，且在參考文獻中列出了《中國的沼澤》。”

　　提到“在集體著作《三江平原沼澤》前言中加上‘最后，由劉興土同志統稿’字樣”一事，劉興土顯得一肚子委屈。他說：“該書是分章分部分寫的，先分章統稿，后由我進行統稿，做文字修改和圖表編排等。最后，根據出版社責編的意見，我又進行了一次修改。我確實做了統稿工作，在書稿最終送交出版社前，沼澤室也有部分同志看到了這個前言，因此不能說我是‘背著集體私自加上的’。”

　　“就舉報人所投訴的各種問題，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都曾做過調查，我也就此遞交過完整的說明材料。我認為工程院最后的結論是實事求是的。”劉興土院士說。(彭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