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梟，這個在廢墟中被埋了80個小時的17歲男孩，因被獲救時的第一句話“我要喝可樂”而名聞天下。對于薛梟來說，地震的創傷可以逐漸淡忘，被截肢的右臂卻永遠不能接回。他的主治醫生說，薛梟是用左手按下了同意手術的指印，當時他沒有流淚。薛梟則在醫院告訴記者：“我還想考大學！”(《廣州日報》5月27日)

　　“可樂男孩”在此次地震中不止一個，除了薛梟，北川另一名“可樂男孩”楊彬彬，從廢墟出來后說的第一句話也是要喝冰鎮可樂。這說明“可樂男孩”不是偶然，不是個案，而是一種現象、一個群體。“可樂男孩”，其實是一群在改革開放后物質生活、精神文化生活都相對不再特別匱乏的環境中健康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他們屬于中國的新一代。

　　楊彬彬和薛梟同樣堅強，具有很多共同的特點：都能夠經常喝到可樂和各種飲料——這意味著他們的物質生活已經不再特別匱乏；都喜歡運動(打籃球)，有點幽默感——這說明他們不是那種應試教育讀死書的孩子，不是中國傳統社會“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都孩子氣卻試圖表現出成人的成熟和堅強，坦然地接受救助——這表明他們既懂得感恩，也懂得公民在困難時獲得救助是一項天然的權利；對個人和社會的關系有新的視角，等等。兩個孩子這些“不約而同”的共同之處，表明這些特點不是他們獨有的個性，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群體的共同特征。換言之，是中國相當多的新一代的共同特征。這種特征讓我們看到未來的中國人的影子：堅強，樂觀，自信，自由，善對自己也善對他人，不放棄追求。他們不再只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而是遲早都要當家，他們是未來中國的主人、世界的朋友。

　　“可樂男孩”帶給人們諸多的啟發：不僅僅是災難中要堅強的啟發。他們的表現說明，曾經長期經受苦難的中華民族的孩子們，需要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更加發達的環境里健康成長。我們有責任、有義務讓他們喝得起可樂、打得起籃球、可以喜歡周杰倫(這是楊彬彬的愛好)、能夠平等地對待他人和自己、不只被灌輸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也被告知社會對自己有義務，等等。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長大，我們的孩子才會有健康的體魄、健全的精神，去戰勝一切困難。

　　所以，“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這不應該只是墻上的標語，不應該只是對家長的要求，這是對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要求。無論如何，政府辦公樓可以更簡陋些，形象工程可以更少些，一定要讓全中國的孩子們都喝得起牛奶、可樂，不需要從小就為得到一樣東西而經歷太多的掙扎和爭奪，讓他們在公平、自由的環境里成長。我們要“解放兒童”，不要總是只強迫他們去死記硬背那些書本知識，要讓他們放眼看世界，吸收“可樂”所象征的國內外的一切先進文明因子，要實現真正的素質教育，篤信“有健康之體魄，始有健康之精神”，不要為了“升學率”而毀掉一代又一代的希望。我們更信任他們、尊重他們，為他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使他們能夠更加自信、自尊、堅強、樂觀，再大的災難面前也能鎮定從容，勇敢面對。他們笑對世界，不再是謙卑的笑，而是平等的、自信的、包容的、仁厚的、堅強的笑……

　　教育部在“可樂男孩”面前，應該有慰問，也應該有反思。家長們在“可樂男孩”面前，應該有心痛，也應該有信心。全社會在“可樂男孩”面前，應該有感動，也應該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少年強則國家強，“可樂男孩”給中國帶來信心，也帶來啟發。（作者：鄧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