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業畢竟不同于基本社會保障，它是國民基于人性與人道理念，超越經濟目的而產生的陽光事業。因此，它也必須完成扶助受災者，點燃生命希望的重大使命。特別是在捐助額度較大的情況下，愛心善款的使用一定會變得更加敏感。百億捐款能不能用于受災群眾、會不會被挪去修橋建路、重建學校這樣的公共服務究竟應該政府承擔還是國民負擔……這一系列問題解決不好，將直接影響人們對于中國慈善事業的印象與態度。

　　5月18日，一臺最重量級的賑災義演《愛的奉獻》在央視直播，現場募集善款15.14億元，創下國內賑災義演募款的新紀錄。但這仍然只是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國內外涌向災區的龐大捐款的一小部分。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捐款總額已經接近百億。

　　大愛無聲，涓涓善流匯聚起來，當可助我同胞抵抗這驚天巨災。現在人們最期待的，是這龐大善款能夠及時，合理，完全實現其救命、救急、救難的功用。都說慈善是人世間最需要坦蕩與清白的陽光行動，那么現在“盯”著這縷陽光的，不僅有13億國人，還有捐助同樣斐然可觀的海外華人與國際社會。

　　中華文化從來就有古道熱腸行善救難的傳統，和衷共濟無私奉獻，更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普遍而自然的價值認同。但是，現代慈善事業在中國仍然尚待摸索與完善———我們不僅在這項事業的規模、作用、廣度與深度等方面有待拓展，尤顯迫切的是規范捐款使用、明晰管理職責等制度性問題。以此次賑災為例，不僅捐款額度大，來源多，管理工作艱巨；在使用去向上，更面臨受災空前嚴重，救助對象數以百萬計，救助內容復雜等一系列難題。非有嚴密、科學的管理及監督體系，不可能完成這份重托。

　　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一直以來潛行于中國“經濟主旋律”之下的，一個悄然生長的公民社會理念迅速反應與發力。這力量不僅體現于志愿者的積極作為，各界捐助的主動普遍，更重要的是一種更獨立、更清醒和更有責任意識的公民自覺。許多人不僅自己捐錢捐物，投身募款的宣傳、組織，還特別關注捐款的流向問題，強烈要求信息透明、制度公開，表現出一種“較真”的態度。舉兩個例子：一是黃健翔、李承鵬等名人，在網上公開表示對捐款合理使用和使用“質量”的憂慮，打算自己選擇合作者援建學校；二是網易低調中止與某機構的網上募捐合作，理由是網易設計的監督環節未被接納……這一切，與過去我們習慣于按“級別”、“交”捐款、然后不聞不問，實在已有巨大差別。這種捐了就要問就要管的態度，一定會“倒逼”我國慈善事業不斷完善，從而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不必諱言，我國目前的慈善事業仍以政府引導為主，有影響力的基金、機構也主要是“國字號”。但是，慈善事業畢竟不同于基本社會保障，它是國民基于人性與人道理念，超越經濟目的而產生的陽光事業。因此，它也必須完成扶助受災者，點燃生命希望的重大使命。這與政府公共財政抗災、救災是有本質區別的。特別是在捐助額度較大的情況下，愛心善款的使用一定會變得更加敏感。百億捐款能不能用于受災群眾、會不會被挪去修橋建路、重建學校這樣的公共服務究竟應該政府承擔還是國民負擔……這一系列問題解決不好，將直接影響人們對于中國慈善事業的印象與態度。

　　就在汶川大地震發生的前半個月，4月28日，民政部剛剛對《救災捐贈管理暫行辦法》進行了全面修訂，同一天《救災捐贈管理辦法》正式實施。此次賑災，社會捐助規模如此之大，當可看做是對新“辦法”的一次考驗。特別是“辦法”做出較大調整的規范捐贈款物使用范圍、健全賬目登記、強化信息公開等方面，相信全社會都有相當的期待。

　　大災無情人有情。作為人類情感最高體現的慈善事業，不僅能夠檢驗出一個社會人心的尺度與水準，同樣也能夠檢驗出一個國家制度建設的水平和追求。大愛無聲，但是，大愛應當釋放出真實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