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把38歲的蔡偉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擬錄取名單，其導師為古文字學泰斗裘錫圭先生。蔡偉只有高中學歷，下崗十余年——8個月前，他還在遼寧錦州蹬三輪養家糊口(4月28日《解放日報》)。

　　從三輪車夫到博士生，這無疑是當今背負種種惡名的高教體制下，相當難得的一曲教育佳話。這背后，既有一個年輕人對一門學問心無旁騖、不求名利的熱愛與執著，更有一所大學開放的心胸。

　　遺憾之處在于，一旦某個故事成為佳話，也意味著它在現實中只是一個小概率事件，而且往往不可復制。換言之，破格錄取的故事很少，蔡偉這樣的優秀人才卻可能有很多。將蔡偉阻擋在體制之外的，一是學歷，二是英語。光這兩條，就會讓很多優秀人才與專業深造機會失之交臂。

　　與此相關的一個知名故事，應屬美術學教授陳丹青憤然出走清華大學。讓他感到不可忍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眾多投考他的學生中，有許多藝術氣質、修養和專業成績都很優秀，卻因為政治和英語成績不及格而落榜。自己無力改變體制的弊端時，他選擇了同這種荒謬的體制告別。

　　與那些無緣進入陳丹青門下的優秀學生相比，蔡偉很幸運。但正因現行招生體制的僵化和荒謬，才凸顯了蔡偉經歷的“佳話性”。陳丹青所痛陳的教育弊端幾乎是教授們的共識，只不過選擇抗爭的只有陳丹青等少數人，大多數人都選擇了沉默，乃至于用實際行動固化著舊有體制；同樣，“蔡偉佳話”如果只被解讀為 “大學代代相傳的氣度和精神”，而不能去反思蔡偉之外絕大多數人都在被動承受的體制弊端，則任何過度的褒貶或闡釋都會顯得很無聊。

　　無論是教授的出走，還是蔡偉的破格錄取佳話，均反襯出現行教育體制中不合理規則的荒謬性，都應該成為反思教育體制的一次契機。從這個意義上講，“陳丹青出走”就不只是陳丹青的私事，“蔡偉佳話”也不應該只是一個墨守舊制語境下的勵志故事。(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