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對全國12575名公眾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對于高校引進“學位論文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系統”，53.4%的人表示悲哀；在“哪些職業失去操守的現象最嚴重”的調查項目中，74.2%的被調查者選擇了醫生。64.8%公眾建議，一旦發現違反職業操守，當事人應不能再從事相關職業。(《中國青年報》4月28日)

　　這些數據大抵就是我們所思所想，倒是背后的心態值得玩味：大學生論文抄襲，他會說“天下論文一大抄，憑什么我不能抄”；醫生收了紅包，他會說“付出與報酬不相符，憑什么不能堤內損失堤外補”；學者拿了廣告費，他也會說“學術獨立又不能當飯吃，憑什么我不能去販賣忽悠”……說什么、想什么，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心里都憋著一股“氣”。這股“氣”是憤懣的，是失衡的，是支持我們底線下行為的心理基礎。古往今來，神怪志異多是圍繞“怨恕”做文章，我們也常說“沖動是魔鬼”——可見淡定有恒的心態多么重要，“怨恕之氣”對異化社會秩序有多大效能。

　　“ 底線失守，百無禁忌”。社會發展到今日，有些事情真說不清我們的要求是高了還是低了。《食品安全法》馬上就要正式施行了，我們稍有安心，但正如相關官員所言，我們其實并不缺法律，此前已有《食品衛生法》。衛生與安全，哪個是更高的要求？即便三鹿奶粉事件震撼全國，依然擋不住晨園乳業不舍晝夜地往乳制品里添加疑似致癌物。習水事件一波三折，迷霧尚待撥清，4月28日的《東方早報》又披露了浙江麗水碧湖中學10余名在校女生被強奸，據傳“實施強奸者涉及商人、村干部和公務人員”……法律，道德，人倫綱常，跟他們說什么好呢？公眾的心理震撼在這些惡性事件中已呈邊際遞減，審丑疲勞。有時你會想，就算群情激昂地等到一個結果又怎樣？再嚴厲的懲罰也只能懲處當事人，我們拿什么來保證這些惡行沒有“后來人”？

　　這些，顯然不是一部法律、一張罰單所能徹底疏解的癥結。出了問題，我們動輒訴諸體制、機制，是所謂理性建設性依賴癥。正如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言：舊體制和新體制，當然可以說有優劣之分，但無論新舊體制，要正常地運行，都需要有更基礎的東西作為前提，譬如信任結構。換言之，再好的體制，再完美的機制，還得靠人去操作，一旦機會主義、暴利主義成為心底橫行之猛獸，即便有天大的代價要埋單，破壞制度與規則者也會前赴后繼。此般癲狂，我們見的還少嗎？

　　說到底，一切底線的失守都源于平衡感缺失。老話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種不均不僅體現在利益分配上，更體現在強弱之間的力量對比、社會階層之間有序流動等層面上。眼下，之所有失衡感流行，除了轉型期的正常不適外，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所謂精英與民眾之間的隔閡加深，呈現出“精英集團化，民眾碎片化”態勢，缺乏溝通與對話，自然不存在信任與理解，結果都深感對方愜意、自己委屈；二是社會自身校準平衡感的能力較弱，過于關注經濟、忽視社會心理的引導與疏解，將一切精神文化層面的努力視為矯情，不屑、不愿從價值觀上做更人性更多元的培厚工作。當此背景下，一旦權利失范火上澆油，底線更難以堅守。

　　就此而言，解決底線失守問題，責罰只是治標之計。治本的系統工程，關鍵在于如何讓公眾擁有平衡的社會心理。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