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關于大學生的議論往往語驚四座。在政協會議上，人大校長紀寶成認為：“只要我們不用精英教育的觀念看待大學生就業，就不存在就業問題……大學生為什么就不能殺豬了？”政協委員饒曼尼說，“做修腳工也能實現自我！年輕人就該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自己……”在全國人大上，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龔學平提議，“我建議大學教育恢復5年制，高職由現在的兩年制改為三年制，第一年搞軍訓。”

　　聽到這些提案，可能諸位覺得這些提法和幾十年前簡單化解決年輕人就業的提法有些相似，那個時代也是城市滿足不了年輕人的就業，就讓年輕人“上山下鄉”，千方百計延遲他們的就業。雖然時代變遷，這些不同年代的決策者對畢業生的態度是一致的，把畢業生看作是社會的負擔，而沒有把他們當作人才、當作社會最有價值的資產看待，滿足于給他們一個糊口的飯碗了事。

　　紀校長沒有考慮到畢業生的失望，更沒有考慮到農村家庭供養一個大學生的絕望。為了供養一個大學生，他的家庭可能傾其所有甚至負債累累，而他若只能去殺豬，何時才能還清欠債？若讀了大學卻被迫殺豬，又有幾個人能夠安分守己？

　　而龔主任的初衷是“緩和就業壓力，至少緩和一年”。軍訓一年無需大學生“付費”，看似大氣，其實不然。大學生可以不用為軍訓付費，但誰為大學生的大好“青春”付費呢？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位家長愿意自己的孩子在大學里面多浪費一年青春。

　　對于大學生就業難的本質，也許一個局外人的觀察更為理性，郎咸平去年在吉林大學演講講道：中國的大學生失業問題的源頭，不是大學專業不對口，而是中國的生產越來越占據國際產業鏈的低端。而美國需要那么多大學生，是因為它所掌握的是產業鏈里面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它要通過大學生的通才教育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如果代表委員更多地關注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提高，創造出更多管理型的職位，更多地關注經濟宏觀面的改善，創造出更多高薪酬的職位，這會比直接去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效果要好得多。 記者 吳潤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