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石家莊學院即將畢業的女大學生劉偉因不堪就業壓力，自殺身亡，留下一本密密匝匝近10萬字的日記，字里行間記錄著一名大學生走上不歸路的心路歷程。

　　一個花季女生的死去，怎能不讓人對現行高校體制弊端予以口誅筆伐？但常識又提醒我，一味謾罵換不回劉偉同學的生命，更無助于問題的剖析與尋求緩解的可行方案。

　　我讀完報道的一個感覺是：劉偉患上了嚴重的焦慮癥，這種心理疾病隨著畢業的臨近，不僅沒有得到及時干預與治療，反而加重，最終她采取極端方式，以求解脫。其中自然有高昂學費給學生及其家庭帶來的沉重壓迫、受金融危機影響大學生就業越發艱難等社會因素，但把所有責任歸咎于“大環境”，是否就是理所當然的？

　　在今年畢業的600多萬高校學子中，和劉偉一樣出身寒門的大有人在，和劉偉一樣飽受煎熬、染上濃重就業焦慮的也大有人在，但為何大多數人選擇了堅強走下去這條理性之路，而非自絕以躲避壓力？

　　我無意責備已經安息的劉偉同學，但在“女大學生不堪就業壓力自殺”個案里，又不能不涉及學子本身心理素質、抗擊打能力等個人因素，如此解剖問題，才不至于失之偏頗。

　　當然，對涉世未深又很敏感的劉偉來說，一個人承受如此沉重的經濟、身體、心理壓力，超出了她的能力極限。這就引出該事件中最值得追問的問題：當就業焦慮成為高校畢業生的普遍心理狀態時，誰幫幫他們，度過這個特殊的心理門檻？

　　非常遺憾的是，在劉偉的日記中，我沒有看到她所在學校有關機構哪怕是例行公事的心理干預，也沒有班主任或輔導員力所能及的開導安慰，更沒有看到大學時代最令人懷念的同學之間的相互鼓勵與溫暖，劉偉孤獨地與日愈可怕的焦慮癥抗爭，等她支撐不住了，生命也就終止，這是何等悲涼�。�

　　現行高校體制問題，由來已久，涉及面又廣，不是哪一所高校、哪一個校長，甚至哪一任教育部長可以一攬子拿出靈丹妙藥式的方案醫治種種頑疾的，但短時間內無法治本，并不意味著高校及主管部門在治標上不能有所作為。在力促提高畢業生就業率的同時，為什么不有針對性地建立并啟用畢業生心理干預常態機制，在心理、精神上給他們“心靈雞湯”？

　　接著又聽到教育部稱今年將招5萬名全日制碩士生，聯想起劉偉同學無助的身影，不由得悲從心生：一個只知大開校門讓學生帶著高昂學費紛涌而入卻對其未來前途及心路歷程少聞少問的高教模式，你能說它是健康、道德的嗎？(來源：春城晚報 修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