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月1日起,云南省中小學將全面推行“減負”新政:嚴禁按考分排名次,嚴控課外作業量,嚴禁節假日補課等;學校相關負責人或教師若有違規,將遭解職懲罰。

　　“減負”的新聞看得多了,總不免有這樣的疑惑:減來減去,我們的孩子何時能真正輕松起來呢?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

　　前些日子,讀到一位高三學生章銳在《南方周末》發表的文章《我被中國教育逼瘋了》,一方面不勝同情,另一方面又不能同意他對問題的片面歸因。中學時代正值人生的花季雨季,可章銳卻在巨大的課業負擔和精神負擔壓力下,經歷著身心難以承受的煎熬。

　　章銳提出的問題很重要。或許被逼得幾近發瘋的孩子屬于個別,但學生負擔過重卻早已成為全社會詬病的痼疾。所以這次《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公開征求意見的過程中,“減輕學生過重的負擔”是民眾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教育部門就學生“減負”出臺過30多個文件,不能說對此不重視。可問題并沒有解決。往往是在貫徹“文件”的日子里,學校下午3點放學,但沒過幾天,學生就被家長送進了各種補習班。事實證明,如果不能真正找到問題的癥結,就教育改教育是找不到“減負”出路的。

　　教育的問題說到底是社會的就業競爭、生存競爭在教育領域的反映。以中國國情看,在這種競爭中感到壓力最大的,首先是家長。在學歷、教育背景、成績通常是進入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單位的敲門磚的時候,高分數、高升學率、高重點率的學校就是家長的需求。加上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能不能上大學,上什么大學都被看做是家長的面子。教育陷入這樣的社會氛圍,還能有幾位教育局長、校長、教師不把學生的分數當“命根”?

　　這種競爭壓力釀成的焦慮,使家長和學校都難以按照“順其自然、因勢利導”的人才培養規律進行教育。孩子的天賦是有差異的,這些差異本來就是與社會對人才多元化、多層次發展的需求相契合的。教育就是要基于這種差異因材施教,允許并創造條件讓學生多元化發展,不能只以分數衡量人。

　　但是,學校能否讓學生多元化、多層次的發展,取決于社會能否給人才多元化、多層次的機會,這種“機會”應該包括職業、身份造成的貧富懸殊必須縮小。如果整個社會對人才的評價體系不改變,各類人才經濟待遇、社會地位的差距不縮小,只要求教育改革孤軍深入,那么無論學校的課表怎樣“瘦身 ”,怎樣減少考試、提早放學,都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歷史的經驗多次證明,學生負擔重的問題是多種因素造成的,線性思維難以找到問題的實質。當然,教育也不能無所作為,例如,通過教育科研,提高教師隊伍的教學水平,就是學校在減輕學生負擔方面責無旁貸的任務之一。一位教育家告訴筆者:同樣一個字,好的教師讓學生寫3遍就能記住,差的教師要讓學生寫30遍才能記住。可見,學生負擔重不重,也要看教師怎么教。(宋曉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