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所料，節后南下的農民工面臨著“僧多粥少”的就業困境。目前廣東省普工招聘與求職比率僅為0.8：1，意味著20%的求職者找不到普工。鑒于廣東省就業市場的標桿意義，如此巨大的就業缺口顯示了今年我國就業形勢的嚴峻。但是，在數以百萬計的求職者孜孜以求仍搵工無門的同時，仍有工作崗位面臨巨大的用工缺口。廣州市人才資源服務市場中心主任張寶穎曾透露：“廣州高級焊工、鉗工、機械制造類技工尚有30萬用工缺口。”

　　一邊是普工務工潮，就業壓力大；一邊是技術工“爭奪戰”，用工缺口大。如此雙重差異不免讓人慨嘆，如果南下的農民工“身懷絕技”，哪至于揾工無著？就業難與招工難并存，“有人沒事干”和“有事沒人干”同在。這種勞動力市場的真實寫照不僅是用工需求和勞工素質雙重差異的結果，也表明當前的就業困境是結構性的。技術性崗位再多，缺少技能培訓、勞動技能偏低的農民工也無法順利就業；農民工再少，技術崗位也不會“照單全收”。

　　產業升級、技術升級所引發的人才升級“擠出”了一些技術含量低的崗位，此時，技能原地踏步的農民工自然就面臨結構性的就業困境。在這個困境背后，則是我國在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方面出現“短板”現象。

　　從學校教育層面看，我國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的增速遠遠低于經濟增速：1994年～2004年前者僅年均增長2.6%，而同期后者則年均增長9.3%。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遠不能滿足經濟增長對技術性人才的需求，也造成了技能型人才的短缺；從企業、社會層面而言，農民工們靠體力謀求差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機械重復，并沒有定期的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幾乎無法進行勞動技能升級，即便眾多技術崗位“嗷嗷待哺”，他們也無力去填補空白。針對農民工的技術培訓和職業教育缺位，也是導致用工需求與勞工素質之間結構“斷層”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日前教育部就20個重大教育問題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時，“職業教育”占了兩席，分別為“如何改革職業教育發展模式，調動行業、企業興辦職業教育積極性，解決職業教育規模數量、專業設置與社會需求相吻合的問題”和“如何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足見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事實上，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曾發布《關于加快發展中等職業教育的意見》，將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上升到了“重大戰略任務”的高度。

　　本次教育部再次發力，現實針對性明顯加強。提出“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就是針對學校教育層面的具體要求，而“調動行業、企業興辦職業教育積極性”則從企業社會層面提出對職業教育的要求，如此雙管齊下，以期盡快補上職業教育的“短板”。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困境又雪上加霜。就當前的就業困境而言，絕非幾場招聘會就能輕易徹底解決，我們要厘清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尋求實質性的突破：在調整教育結構，加大職業教育力度，多培養技術人才的同時，企業和政府部門也應該高度重視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實現人才升級。如此，方能在根本上緩解乃至解決當前的結構性就業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