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0月以來，連續三起“弒師案”震驚全國：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23歲的班主任郝旭東，被自己的學生李某在教室內連捅四刀身亡；10月21日，浙江麗水市縉云縣盤溪中學31歲女教師潘偉仙，在與本班學生丁某一起赴丁家家訪途中，被丁某勒頸而亡；10月28日，中國政法大學43歲的教授程春明，被本校學生付某用菜刀砍死在講臺上。

　　雖然緣由各不相同，但三起命案如此集中、如此慘烈，以致人們不得不問：學生怎么了？教育怎么了？

　　10月28日，教育部有關官員就山西朔州、浙江麗水的兩起“弒師案”提出，政府、社會和教育工作者應積極采取措施，切實保護教師安全。這位負責人同時表示，教師正當使用的、恰如其分的懲戒不屬于對學生的體罰，不提倡對學生的一切行為都給予包容，甚至遷就的做法。

　　就一般道理而言，教育部官員表達的觀點當然不錯。對于受教育階段的學生而言，寬縱與苛責一樣，都是教育的失措和失職，并可能造成學生心靈不同形式的扭曲。但檢視教育部官員所針對的兩起“弒師案”，兩名施暴的學生中，一人留下“死亡日記”，其中把自己描述為“倒數第一、差生、壞學生，一塊臭肉壞了一鍋湯”，并自認“我的人生毀在了老師手上”；另一名學生勒死老師的原因，居然是懼怕老師家訪后，家長會對其進行指責和懲罰。懼怕、自責，及對包括家長、老師在內的外部環境的抵觸和不適，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具體成因，似乎與教育部官員所指出的“對學生的一切行為都給予包容，甚至遷就的做法”恰恰相反。至于教育部官員話音剛落，便發生在政法大學課堂的學生砍死教授案，其情殺或仇殺的傳言雖然未經最終證實，但與老師的寬縱沒有因果關系，卻是一定的。

　　既如此，即便“教師正當使用的、恰如其分的懲戒”不被視為體罰，并可能有助于矯正目前存在的教育方法的失措，卻也不是反思“弒師案”背后的教育缺失的正確角度。

　　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月時間內連續發生三起“弒師案”，確有一定的偶然性，尤其不能就此形成帶有統計意義的結論。三起命案的不同情節和緣由，也提醒輿論應重視教育現狀和其成因的復雜性。否則，若僅根據學生李某的“死亡日記”，便得出老師應當對學生更加放松教育的結論，就可能與教育部官員的結論，陷入同樣的粗率和片面。

　　教育從來都不可能脫離社會環境而孤立地存在，中國社會轉型期間存在的諸多矛盾，必然直接或間接地造成教育觀念的沖突、混亂。尤其是當來自西方的教育觀念，跟隨現代化潮流涌入剛剛在轉型路上起步的中國時，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價值沖突，家庭本位與個人本位的倫理矛盾，管束式教育與自由式教育的對立，使社會、家長、學校、教師都無所適從，遑論被動承受著所有矛盾和沖突的學生。

　　尤其是在這種混亂失措的背景下，教育成功的標準，又被單一的升學目標所替代，則那些集中了最多矛盾因而最為彷徨的學生，恰恰被教育所忽視而淪于邊緣。對于那些置身邊緣學校、邊緣班級的學生，無論嚴管或者寬縱，都已經很難再起到本來的作用，甚至可能在學生身上引發無法預料的反應。就如山西、浙江兩“弒師案”都令人意外和吃驚一樣。

　　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教育部和學校不是教育的單一主體和責任人。至少在山西、浙江兩起“弒師案”中，學生、家長，都負有一定的責任。社會、家長、輿論，都應該改變對教育部門的簡單指責，共同探討如何找到能夠適應復雜現實的教育方法，努力盡到各自應盡的責任，將更多的孩子從扭曲的靈魂折磨下解救出來，也還教師一個尊嚴、崇高的社會地位和清朗、安全的職業空間。(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