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載，北京市部分區、縣將在新學期推出對部分課本的循環使用政策。

　　一本教科書循環使用，從減輕教育負擔、節約資源、平衡生態、培養學生的節儉品德、關注公共利益等角度去看，都有積極的意義和重要的價值。看來，課本能否循環使用應該不是一個要討論的命題，問題在于，如何堅實有效地倡導并推而廣之，最終形成一種常態，一項制度。

　　從全國各地教材循環“試水”的情況看，其效果并不理想。掣肘教材循環使用的原因是：客觀上說，我國正在進行教育體制改革，課本的內容頻繁修訂改版；而不少學生家長擔憂使用循環教材會引發交叉感染，影響子女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尤其是畢業班級的復習效果。

　　主觀上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國以知識性技能為主要命題的應試模式，師生習慣于在書上劃段、圈點、做記號。由此觀之，要改變這一習慣，我國的考試制度、學習習慣等多方面都需要在探索中磨合。二者：利益集團的拼命“打壓”讓教材循環使用難以持續。學校、教育局、書商、出版社之間鎖定的利益鏈隱喻著諸多“行規”。譬如，課本征訂內容的非實用性，程序操作非陽光性，交易價格非市場化。一旦循環使用舊課本，這條利益鏈必將受到“重創”。相關數據表明，出版業一年的產業規模是500多億元，其中，中、小學教材要達到200多億元，征訂、經銷、發行渠道均從中獲利不少。

　　突圍之策是在汲取國內外經驗的基礎上摸索出一條契合各地實際的道路。在美國，課本是隨著課桌、椅子一起編號的，中、小學教材都是硬皮精裝彩印書，紙張厚實；德國采用的方式是：通過在校內設立圖書室和不定期舉行舊書交易。在國內，不少省份在“試水”中積累了不少經驗：像山東就是拓寬舊課本收集渠道，首推“副科”防疫消毒模式。北京采用不亂寫、不亂畫、不標記、不署名的圖書借閱管理模式。

　　一言以蔽之，課本循環使用要突圍，除了穩定內容、更新理念、改變習慣外，最關鍵是考試體制和監督機制的改革。否則，難以使指揮棒轉身和利益鏈斷節，再優秀的課本循環模式也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楊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