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昆明市委市政府聯合下發關于教育改革的文件，這標志著“仇和式教改”在昆明開始啟動。根據文件精神，學前教育改制這一塊被政府部署為首要目標，總體任務是，到2010年民辦學前教育比重要占到90%以上。(3月29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此舉一出，爭議四起。反對者認為，這樣的改革過于強調學前教育是非義務教育，過于依賴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沒有真正將幼教納入公共產品的范疇；贊成者認為，仇和的舉措有利于促進教育公平化。不過，雖然議論紛紛，但按照仇和的“不爭議”的原則，改革還是在昆明鋪開了。

　　在昆明，“仇和式教改”也許可以在“不爭議”中鋪開，但這種教改的大方向如果出現了問題，則又必須讓利益相關者參與進來討論。畢竟，作為公共產品的教育的改革，關乎千家萬戶的利益，“仇和式教改”不但會在昆明產生影響，也很可能會在全國帶來一定的“示范效應”。

　　那么，先來看看學前教育意味著什么。學前教育研究的成果發現：入學前或在幼兒園接受過一定程度教育的孩子，和沒有接受學前教育的孩子相比，兩者入學之后，在接受能力和成績上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并且隨著年級的升高，學習的難度將會增加，學生之間的成績差距將會進一步擴大。這表明，學前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教育從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正因如此，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學前教育都被視為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具有很強的福利性。不少西方發達國家，如德國、美國，已經把學前教育視為民族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紛紛制定詳細的教育大綱、標準，政府也編列了學前教育的發展規劃。英國已經啟動了學前教育變成義務教育的工作，日本也開始著手推動學前教育免費化的進程。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也有多位代表委員建議，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事實上，發展學前教育，已經成為近年來教育領域的新話題。2006年，全國“十一五”教育事業發展規劃列入“適時抓緊制定學前教育法”；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重視學前教育”；2007年11月，教育部將學前教育立法納入了今后五年的立法工作重點。

　　就我國的教育現實來說，學前教育的重要性，被極大地忽視了，成為我國各級教育中最為薄弱的環節。2005年的數據顯示，全國近6000萬3歲—6歲的兒童，只有2179萬人入園就讀，入園率僅為36.3%。我國幼兒教育占公共教育經費的比重，一直維持在1.2%—1.3%的水平，這一比例在巴西是5.1%，墨西哥是8.9%，泰國是16.4%。

　　著名學者楊東平調查說，城市地區的入園率雖然較高，但由于主要依靠市場機制，面臨體制不健全、管理混亂、收費畸高、發展不均衡等諸多問題，上幼兒園的費用普遍超過上中小學的費用，并出現了不少“天價”幼兒園。在農村地區，學前教育還基本停留在空白或粗放型階段，大量留守兒童缺乏監護和教育的現象不容忽視。

　　這些都表明，就中國的現實而言，學前教育不是由政府推給社會的問題，而是政府該如何從社會“收回”，將其納入公共服務的范圍，以更好地普及和發展的問題。由是而言，仇和將學前教育全部推向社會的教育改革，不但忽視了教育自身的規律，而且拋棄了教育的公共性。理性的做法也許應該是，無論是民辦學前教育，還是公辦學前教育，都必須依法保障兒童的“入園權”，使每一個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