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媒體爆出北大將在科技園區的教學用地上興建“未名大酒店”，后來北大方面急忙出來“辟謠”，稱是要用該園區15%的用地建造一個酒店式的會議中心，作為國際交流的平臺；其余的85%土地轉換為教學科研用地后，幾年來已陸續興建了政府管理學院樓、新法學樓和光華管理學院樓，并即將興建校醫院樓、經濟學院綜合樓、工學院與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樓等一批教學科研建筑。

　　這樣的“辟謠”，并沒有使人心安。我是北大的畢業生，對老校園頗為熟悉；并在美國生活十幾年，雖然足不出戶，但因為泡圖書館的緣故，對耶魯和哈佛兩個校園比較熟悉，也在其間參加了一些學術活動。對比一下，覺得北大即使是建所謂酒店式的會議中心，也實在有些離譜兒。

　　學校是教學科研之地，并不是開會的地方。北大急需一個開會的“平臺”，可見會議是多么頻繁。這么多的會議，如果教授們要不斷卷入的話，他們什么時候做學問從事教學呢？這是第一個疑問。第二，即使需要開會，大學也是最不需要會議中心的地方。道理很簡單，大學有的是教室。大部分學術會議都比較小。真正的學術交流，一個幾十人的小會就已經很大了。大規模的學術會議，一般找個大會堂用一個小時“禮貌”一下，接下來就分小組開會，現有大學的設施也都能承受。第三，一般學術會議的與會者，多是大學教授，平時在校教學。他們出來開會，也是在放假期間最方便。放假正好是大學教室空的時候，正好用于會議接待。很難想象為什么還需要另外的會議設施。第四，北大經營一個大酒店，恐怕有不少商業利潤。國外一些私立大學也搞經營，但名牌學校不會把這么招眼的商業設施放在校園中心，這等于砸自己的牌子。

　　其實，更令人憂慮的還不是這個酒店，而是北大校園整個的發展計劃。我最近打電話向一位北大教授了解情況，根據他的描述，北大的基本建設思路是：校園主要由教學行政大樓(當然包括這個酒店)占據；周邊則被學生宿舍包圍，比如許多教師宿舍都要給學生宿舍讓出來；教授們要搬到更外圍，大部分將住到五環以外，上班可能要花費四十分鐘。

　　校區建設模式并不僅僅是蓋幾個大樓的建筑問題，而更體現了大學管理階層對大學的理解和辦學哲學。從這個校區發展模式看，北大的辦學哲學是錯的，對全國的高等教育也將產生極壞的影響，需要立即剎車。

　　大學產生于1200年前的歐洲，從一開始就是個學術共同體，其原初的幾個特點至今沒有變，也成為西方大學成功的基本因素。所謂學術共同體，最重要的是師生共居，教學與生活空間混合。這樣才能創造學術社區的氣氛，加強師生的互動。后來大學不斷擴張，那種小社區的師生共居模式不能原封不動地保存，但世界名牌大學都想方設法保持這一師生共居的共同體模式，這就是西方流行的寄宿學院制。這種學院制，是把龐大的學生群體分割安置到若干學院中，形成小的社區，為學術共同體成員創造更好的“面對面”互動的條件。比如牛津大學，就有39個學院之多。耶魯有5000多本科生，低年級的學生必須住在12個寄宿學院中，每個學院大約450名學生。哈佛也大同小異，不過不叫學院(college)，而叫House。

　　每個學院，都是一個小的獨立王國。牛津等英國大學的學院獨立性也許最強：每個學院在財政，教員任命，甚至學術傳統上，都有強大的自主性。比如牛津的Merton學院，在中世紀就是所謂Merton學派的大本營。學院中有宿舍，教室，辦公室，圖書館，餐廳，健身房等設施，并有寄宿的院長(master)和教授，和學生朝夕共處，自成一家。我在耶魯的導師是大名鼎鼎的史景遷教授，他的辦公室是在一個學院學生宿舍的地下室。上面兩層是學生宿舍，第三層則是一位寄宿教授的公寓。這樣的學院，就是一個教育和學術的家庭。

　　中國大學急于學習世界一流大學的模式。可惜，第一代留學生基本上都是研究生，進了一流的研究院，對這種寄宿學院制沒有體驗和了解。他們受國內專業化教育的塑造，出去后又面臨專業競爭的強大壓力，很難走出自己的圈子來深入了解本科教育。遺憾的是，這些人對“世界一流大學”狹隘的理解，嚴重影響了前幾年“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運動，使以研究院模式來規劃本科教育成為主流，完全無視寄宿式學院這一根本。

　　北大校區建設的模式，無疑是對世界一流大學誤解的產物，危害無窮。首先，學生的住宿和教學設施分離，這實際上就是教學與生活脫離在建筑語言中的表現。在這種環境中，學生不是用生命來學習，也難以把教室里學到的東西融入自己的生活。其次，龐大的學生宿舍區不以學院分隔寄宿，學生在過于龐大的人海中難以建立面對面的人際紐帶，影響了互相的交流。最后，教授搬出校區，遠程通勤，更難有時間和學生相處。如此下去，大學中人與人之間就變得日益陌生，大學更加衙門化，誰還有“坐而論道”的閑心？　(薛涌 作者系知名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