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是北京市宣武區的一名初三學生，6月24日，她就要參加中考。現在不僅她加緊時間備戰，她的父母也在為這一“關鍵”考試緊張地忙碌著,四處打聽今年“擇校收費生”的標準。他們怕孩子分數不“達標”，無法進入“好學校”，已經準備好數萬元“擇校費”。

　　在北京，大部分家有考生的家長都像王璐父母一樣為孩子的升學殫精竭慮，四處打聽“小升初”的游戲規則、走后門、花重金報班……五花八門，走什么路的都有，千方百計要孩子有個“高起點”。

　　“擇校熱”愈演愈烈，擇校費也是水漲船高，導致出現嚴重的教育腐敗。這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一些教育界人士也認識到，“重點學校”已經成為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發展的嚴重障礙，要求取消重點學校，實現教育均衡發展的呼聲日益強烈。

　　公眾反對擇校呼聲日益高漲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新浪教育頻道聯合開展了關于取消擇校問題的調查，在1082名受訪者中，有70%的受訪者有過擇校經歷，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表示贊成在義務教育階段取消“重點學校”，其中表示“非常贊成”的超過61%。

　　在“您認為要實現教育均衡，全面取消擇校，首要工作是什么？”這個問題中，有37%的受訪公眾認為要“真正取消‘重點學校’、示范性學校”，其次是“長期有效地實施校長、教師交換流動政策”，選擇這個選項的公眾占受訪者的29%。在“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和擇校熱，您認為應該首先問責誰？”這個問題上，有超過76%的受訪者選擇了“教育主管部門”。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李芳博士針對擇校問題在北京市做了一個調查，發現當前擇校現象越來越普遍化、規模化、公開化。“擇校不僅僅是精英階層在做的一個游戲，很多中等收入的家庭也熱衷。擇校費數額一路攀升，很多學校劃出公費線、自費線、贊助線，差一分交的錢就差好幾萬。各學校入學門檻形態多樣，考核方式五花八門。”

　　李芳說，我國禁止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但在這種禁令下擇校卻禁而不止。“擇校的實質是家長利用自己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來展開占有優質教育資源的競爭。關鍵的原因就在于我們現在義務教育階段優質學校的供求是不平衡的，優質資源非常短缺且不平衡。”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教育優先原則下的精英教育和“重點校”政策制造了差異，并逐漸擴大了差異。“在差異存在的情況下，選擇就一定會存在。”

　　本質就是維護小團體利益

　　“重點校的存在導致擇校，而擇校破壞了社會公平和教育公平。”北京市政協教科文衛體特邀委員、北京一中原校長王晉堂指出，“擇校對于我們的孩子是極大的傷害，擇校成功孩子覺得父母有本事，不成功的孩子抱怨父母沒有社會地位，沒能為自己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王晉堂認為，近年來出現的名校辦民校是教育產業化的一個怪胎，“犧牲了教育的公益性，而且也是國有資產明目張膽的一種流失。”名校辦民校使一些學校收到很大的利益，因為可以合法收費，同時還可以先選擇學生，這對普通校、薄弱校的發展，以及民辦學校都是一種打擊，破壞了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

　　“問題的本質就是維護群眾利益還是維護小團體的利益，維護教育公平還是維護特權？維護擇校，容許擇生，就是保護校際間差距，就是保護重點校體制。”王晉堂說，“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得分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但是實際上到今天還沒有取消。”

　　必須取消“重點學校”制度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表示，21世紀教育研究院日前提出了一份《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治理擇校熱的建議》，準備在會后修改以后提交給國家教育發展規劃辦公室。

　　“關于擇校熱產生的原因。我們比較多地強調的是一種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原因，包括望子成龍、高考制度、就業競爭等，這些東西的確很難改變，但是這只是一個背景。事實上我們看到，應試教育環境急劇惡化是近幾年的事，尤其是小學階段的氣氛急劇惡化。很多人說是短缺的優勢教育資源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矛盾。這句話非常虛偽。我們的優勢教育資源比10年前或15年以前增加了不知多少倍，而我們的學齡人口比10年前或15年以前大大降低了，怎么能夠說供求關系越來越緊張了呢？顯然有特定的制度性原因，這種制度性原因就是一個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我們人為用傾斜的方式打造少數名牌學校，人為地制造學校差距。”

　　楊東平堅決主張取消擇校收費制度，“擇校收費制度是人類歷史上非常惡劣的或者前所未有的一個壞制度，也就是說把錢權交易合法化、制度化。”

　　楊東平同時認為，解決擇校問題“不能過于理想化”。“我們可以限期整頓，比如三年或者五年逐步取消，北京已經在逐步縮小擇校生的比例。第一步首先應該做到由公眾參與來審查名校的擇校收費，不應該使它有監管之外的黑洞。這些學校應該公開它的賬目，應該公開擇校費使用的方向。”

　　呼吁建立問責制

　　要在現實中真正實現依法辦事，就必須要建立監督和責任追究機制。“義務教育階段的均衡是由憲法規定的，這是國家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中央教科所研究員程方平指出，在法律規定下應該是責權對等的，“我們現在一些政府領導在實施權利獲得利益的時候，包括校中校、名校辦民校等，他們是心安理得的。”

　　“義務教育就是保證每一個人基本的教育權利，公民的素質要通過義務教育達到，這是政府的責任。”程方平說，“要讓我們的主管部門，我們的政府知道，你所做的每一個政府安排，后邊都是有責任的，而且這個責任是非常重大的，我們13億人在盯著。”

　　楊東平也指出，應該建立依法執教的政府問責制，政府應該樹立自己的目標，限期治理這些問題，實行問責制。“事實上，在2006年教育部在成都召開的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現場交流會上，教育部已經提出一個限期治理的目標，當時提出來力爭用三到五年時間做到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更加合理，體制機制更加完善，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大大減少，等等，現在已經到第三年了。我們的政府責任究竟履行得怎么樣？”

　　“我建議像打擊黃賭毒那樣，嚴禁戕害小學生的奧數訓練等輔導班，現在這種名校辦民校的奧校，都是變相內外勾結，在課堂上講奧數題，小孩解不出來，老師就對孩子說你要到哪里的奧校去學，這些名校老師下課了就要到奧校去上課。如果政府出來問責的話，這種現象根本不應該發生。”楊東平說。-本報記者 丁國元 實習記者 楊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