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要不要“文理分科”是一個時期以來的熱門話題。2月6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工作小組辦公室發布公告，就4個方面、20個重大教育問題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取消高中文理分科的可行性的意見征求”赫然在列。

　　兩會期間，“文理分科”問題也成為不少代表、委員熱議的焦點話題，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部分代表、委員，從法學人才培養的視角切入這個問題，探尋文理分科背景下的法科生成長之路。

　　“我覺得文理分科問題的大討論非常好，如果最后的決定是基于公開、充分的討論之上，大家達成了共識，執行起來就會非常容易，因為彼此已經了解了對方的立場。”3月11日，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堅定地對記者說，“從法學人才培養的角度來說，文理分科不利于培養法學大家!”

　　不過，與侯欣一觀點不同，全國政協委員、湘潭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胡旭晟認為，“高中階段是否取消文理分科對法學人才培養影響不大”，他主張壓縮大學法律教育，擴張大學階段后的法碩教育，“這樣法學人才庫里才能吸納進不同學科背景的人才。”

　　分科導致法科生“先天不足”嗎

　　1977年我國恢復高考后，為了加快專業人才的培養，“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而采取了文理分科的舉措。30年過去了，我國的社會生活各方面發展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文理分科在部分國人眼里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現實基礎。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就是其中一位。從2004年開始，他就主張取消文理分科，2008年11月29日，他在深圳炮轟我國現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癥”，其中之一就是“高中文理分科”。

　　“文理分科是學習前蘇聯教育制度的產物。在一定意義上說，對于培養專業人才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從文理分科若干年來的實施狀況看，文理分科帶來的問題已經暴露無遺。首先，文理分科，大大削弱了文科的水平;另一方面，理科難度進一步加大，又產生了更多的學習失敗者。其次，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體素質。同時，文理分科，使應試教育變本加厲。”3月10日，朱永新對記者說。

　　“比文理分科更甚的是奧數，有些學生甚至高中只學這一門課程，這會把教育逼上極端化。而要成為一個數學大家必定需要具備較強的綜合素質，從長遠來看，極端化教育與個人、與社會都是不利的。”全國政協委員、廈門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院士鄭蘭蓀對記者說，為此他除了提交盡快取消文理分科的提案之外，還建議取消一些地方以奧賽成績保送上大學的做法。

　　而不主張取消的一派也態度鮮明:目前中學生的壓力現狀不允許高中取消文理分科;文理分科反映了術業有專攻，教育應因材施教;求全責備可能培養出大批學而不精的非實用型人才，也可能封殺一批“偏才”的教育出線權;農村中學很難提供全面的“素質教育”資源，取消文理分科，對農村考生更為不利。

　　聽起來各有各的理，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提起:文理分科會導致法科生“先天不足”嗎?

　　“我覺得是否取消文理分科問題對于法學人才的培養意義很大，因為優秀的法學人才需要具備政治、歷史、科技等多方面的知識和理解力，過早地文理分科使得法科生的成長‘先天不足’。”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育研究與評估中心主任曹義孫對記者說。

　　法學人才應具備哪些素質

　　“我認為文理分科問題要置于國民教育、民族素質提高這個大背景下來討論，我們不能因為有個別的數學天才、寫作天才就認為這種分科教育更有利于人才培養，按照這種邏輯，古代科舉制度不也是出過一批人才嗎?而且，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時代要求，也許文理分科適應了當時的教育需求，但是現在時代條件發生變化了，尤其是法學人才，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需要的是交叉型、復合型的法律人才，懂社會、懂人文、懂科學，這個基礎高中就要打下，所以文理分科必須要取消。”曹義孫說。

　　胡旭晟認為，優秀的法律人才需要具備三個方面的素質:一是豐厚的人文社科修養;二是專業的法律思維、技能;三是對社會的經驗和感悟。目前的法學教育在前兩方面最欠缺。

　　“我認為法學人才除了法律專業素養外，還應具備兩種素養，一種是人文素養，一種就是科學素養，我先給你講兩個故事。”侯欣一告訴記者，近年來，南開大學法學院和信息專業合作開設了信息法專業的課程，里面的學生都是理科生，合作的初衷是培養復合型法律人才，侯欣一在其中講述法律史課程。他發現，總有一些學生在課后追著他要某某題目的標準答案。“什么都要標準答案!我還真受不了，我跟他們說，學習法治史是為了讓你們了解人類歷史上一些寶貴的法學思想，這些思想有價值，有意義，有參照作用，不能蓋棺定論地給一個標準評判。他們反過來還不能理解我的觀點。最后的考試就變成了老師折中出一些可以寫上標準答案的題目。”說到這里，侯欣一有些無奈。

　　“法條雖然濃縮，但是也不是數學公式，一個法律問題背后肯定有非常復雜的社會因素，沒有對社會的解讀，只會生搬硬套，怎么成為優秀的法律人才!”侯欣一委員有些激憤地說。

　　而侯欣一講述的第二個故事，則跟自己也有些關系。“只有人文素養，沒有科學素養，也不行。”他說，比如知識產權這門課程，文科背景的學生就無法深入進去，一遇到技術層面的問題，就卡殼了;而有些教師自己也是不通的……

　　侯欣一對于文理分科教育下的法科學生如何應對未來國際化的挑戰表示擔憂，因為通過他的經歷，他感覺與中國老一輩法學家相比，甚至和同時代的歐美、港臺法律學人相比，大陸法學教育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所以，取消文理分科勢在必行。”

　　改革的根本在于改變高考

　　如果要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又該如何取消?

　　農工黨中央在此次兩會上的一份提案中指出，需要規范高中階段的素質教育和畢業考試。取消文理分科，提倡素質教育，各科畢業考試要有統一標準;高考招生應改變“一考定終身”的高考模式。在保證平時考試公平性的前提下，將目前高考招生只看一次高考成績改為:既看高考成績，也參照高中6個學期的期末考試成績，利用科學有效的方法計算出一個總分，按這個總分擇優錄取;在保證正常教學的基礎上探索在高中階段設立選修課，學生可根據自己的需求自由選擇，避免每個學生在高考復習階段出現同時復習所有科目的情況，減輕學習壓力。

　　早在2002年，江蘇省就曾積極推進取消文理分科的改革試點。當年江蘇高考實行“3十大綜合”，初衷就是為了打破文理分科的弊端，考查學生的綜合素質，其“大綜合”是把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政治等6門課出在一張卷子上，不過這套改革方案，僅僅實施了一年，就因為學生負擔太重，而且高校在選拔人才時也較難區分學生的特長而宣告失敗。

　　“我覺得江蘇的實踐不能算失敗。為什么呢?因為沒有配套改革，只能說是不適宜的，治標不治本。取消文理分科要有兩個配套改革。第一，要改變高中課程，目前的高中課程太難了，學生負擔太重。你看為什么中國學生可以在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物理競賽上獲獎，因為中國學生學得深，那為什么又獲不了諾貝爾獎，因為完全是應試教育，并沒有真正地深入到學科本身，甚至觸碰科學思維;第二，要改變高考科目，不能機械地考那幾科，要把素養納入到考試中去，否則還會出現江蘇現象。”侯欣一對記者說。

　　“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曹義孫教授認為要把學習當成一種詩意的生活，而不是疲于奔命的應對考試。曹義孫表示，“要加強與自然的溝通，要加強與社會的交流，要加強和人的相處。現在，大學都在提倡‘文理滲透’，高中更應該是一種素質教育。如果不取消高中文理分科，這種應試教育還會傳遞到初中中去，會傳遞到小學中去。學生需要競賽但不要競爭，這不科學!”他建議逐步取消高考。

　　“目前取消高考，會有難度，不是簡單的表態就能解決的。取消高中文理分科是否具備可行性是個系統工程，必須考慮到操作方案。我們要考慮到已經在進行分科教育的那批學生。因此，要逐漸過渡，過渡到取消高考成績，按照平日基礎科目的成績去申報，然后再由每個大學單獨招考錄取的程序。”曹義孫表示，“均衡、均質的高等教育也是需要配套關注的環節。”

　　不改革無法造就法學大家

　　胡旭晟認為，我國法學教育“文革”后恢復，起步較晚，近三十年和后數十年里，都不可能出現法學大家，但是不排除存在對社會、時代具有推動力的法學名家。

　　“我們期待著未來的中國出現法學大家，這不是單純的文理分科問題所能承載的，但是必要條件。‘五百年出一個圣人’，這句話雖然有些夸張，但是也說明大家的出現是需要很長時間積累的。目前我國法學教育尚處于消化西方法學思想和理論的過程中。”曹義孫表示。

　　“不僅高中要取消文理分科，大學階段也要增設自然科學史課程和人文課程。我一直持有這個觀點，中小學是培養學生興趣的，大學要進行公民教育，研究生才是專業教育。”侯欣一對記者說。“如果取消了，改革效果要數十年才能顯現出來。這就像是種下一個種子，它要生根、發芽、開枝散葉，逐步長成參天大樹，不要著急要立竿見影的效果，畢竟‘十年育樹，百年育林’。”(王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