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幾代學子的記憶里，這句流行語像一個幽靈，籠罩著文科生內心的自我認同，揮之不去。而近年來，關于理科生普遍“沒文化 ”、“缺常識”的批評，又讓學理之人不免心生羞愧。在如今的中國，“文理雙全”的青年學子，就真的如此稀缺嗎？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廣義的教育制度？還是狹義的“文理分科”的制度？

　　近日，一場關于高考是否該取消文理分科的爭論，把以上爭論的重心聚集到了被中國人視為“教育指揮棒”的高考制度的設置上。從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討論，到網絡上的激辯，這場爭論，已經發酵成為對中國現行教育制度的全方位反思。

　　引發這場爭論的導火索，是早前教育部就“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作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二十大問題”之一，該老生常談的話題此番被教育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以了關注。

　　“文理分科”溯源：“社會分工論”與“一個蘿卜一個坑”的蘇式計劃經濟

　　“問題”一經公布，社會輿論嘩然。有人說，取消文理分科，將增加中學生學業負擔，與“素質教育”的共識背道而馳。有人說，取消文理分科，有助于培養文理雙全的通才，恰恰有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而對中國解放后長期存在的“文理分科”制度的起源，卻鮮有人提及。

　　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堅決支持取消文理分科。他開門見山地向本報記者指出：“文理分科的思想基礎是亞當·斯密的‘社會分工論’，認為在文科和理科之間，集中精力專注其一，能提高全社會的效率。而建國后實行文理分科的直接原因，則是新中國全方位仿效前蘇聯‘老大哥’的時代風氣——高考制度與高等教育制度亦莫能除外。”

　　據了解，前蘇聯在“二戰”中損失了大批知識分子，而戰后重建又急需大量專業人才。于是，前蘇聯便采取并強化了“ 分科教育”的辦法，以提高專業人才的“出爐”速度。配以計劃經濟下大學畢業生“一個蘿卜一個坑”的分配制度，前蘇聯的教育體制像一臺“人才制造機器”，周而復始地生產著各行各業需要的大學生。

　　通過分科教育，前蘇聯的大學生們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打下了扎實的基本功。至于他們的知識結構是否合理、綜合素質是否足夠，短期內無從知曉——對國家也并不重要。

　　建國后，一切從零開始的新中國同樣面臨專業人才短缺的困境，很自然而然地就拷貝了蘇式的“文理分家”之路。首先，建立一批專業院校，如：外語學院；然后對高校進行專業大合并——以工業化為主要目標，將不同大學的同類專業“集成”為統一、單一的專業學院，或并入清華大學等工科院校。高校合并加強了工科院校的專業性，我國目前能夠擁有數量如此之眾的工科名校，很大程度源于那次合并。工科迅速發展的代價是：文科被削減。

　　今日科研：“光懂技術，是做不出iphone的”，北大將辦“總統專業”

　　文理分科在歷史上為新中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并不意味著它在21世紀仍是合理的。

　　對歐美高等教育頗為熟悉的盧曉東向本報記者介紹，歐美名校無不在發展交叉學科，如：美國哈佛大學開設了“環境科學與公共政策”專業。一般意義上的學科交叉基本上只限于周邊學科間的融合，而哈佛的這個專業“已經打通了文理”。而且，單就該專業的名稱，我們便能領會到它的用武之地。

　　學科間大跨度交叉的趨勢背后，是對復合型人才的需求，這是盧曉東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支持取消文理分科的現實依據。盧曉東對這種科研趨勢的解釋是：“隨著人類認識的深入，不同領域間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在現實層面也是如此，被作為時尚典范的ipod和iphone是科技與審美的完美結合，光懂技術，是做不出來的。 ”

　　盧曉東透露，北大正在著手建設一個由經濟學、政治學和哲學三大學科有機集成的新專業，以滿足今后中國的人才需求。他說：“在美國，這類復合型專業是培養總統的。”我們很難想象美國總統懂經濟而不懂政治，或懂政治卻不懂經濟。事實上，這個專業具有“文理合一”性，因為經濟學某種意義上屬于理科。

　　“元培模式”：讓學生進大學后再挑選適合自己的專業

　　盧曉東所在的北大元培學院，成立于2001年，是北大、甚至中國高校界的一片“特區”。盧曉東之所以能如此有底氣地支持取消文理分科，很大程度上源于成功實踐帶給他的自信。在元培學院，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皆處于“無專業”狀態。他們在大一一年的主要任務，是通過聽各個專業的課，比較、發現自己的興趣，然后挑選專業。這與他們的同齡人們未入大學校門便已選定專業的常規程序，截然不同。

　　“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這片“特區”的開拓者們認為：應該強化本科低年級生的基礎教育，到了高年級，再與寬口徑專業教育相結合。這既能為研究生教育輸送高素質、創新型的生源，也可以為社會提供適應力、潛力出眾的本科畢業生。

　　“先入大學，再選專業”的“特權”，引來了無數高考尖子生的向往。據盧曉東透露，去年，元培學院原本只計劃招收160人，但由于考生及家長們熱情出奇的高漲，校方最終擴招了73人。其中，包括11名高考狀元和2名奧賽金牌得主。“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考生對這種教學模式的熱情越高，廣東的考生尤其如此，” 他說，“有的學生是以理科生的身份考進來的，進來后發現自己的興趣在文科上，就轉到了文科。我們的文理分科也不是絕對的，比如我們剛剛批下來的‘古生物’ 專業，就橫跨考古學和生物學這兩個分屬于文科和理科、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學科。”

　　如果說取消高考文理分科可以避免學生過早地定型，那么，“元培模式”就是“文理不分”高考制度的延伸。“元培模式”將這一教育思想從高考延伸到了大學。畢竟，大多數對社會、對自己缺乏足夠認識的高考考生在高考填報志愿時都帶有相當的盲目性，而一個人很難在自己不喜歡、或自己不適合的專業領域有所成就。

　　改革的配套：從“百分制”到“GPA制”

　　盧曉東認為，目前“文理分合”之辯中關于考生學業負擔的討論，決策者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并通過配套改革措施為考生“減負”。什么時候分、怎么分，應當謹慎對待。

　　盧曉東對目前的計分辦法提出了自己的質疑：“現在的高考，150分與149分，一分之差可能徹底改變考生的前途。但問題是，相差一分的兩名學生在能力上真的有如此大的差距嗎？我們的中學生早出晚歸，做的都是‘精確化’的努力，為的是考場上能多考那么一兩分，這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小小的不精確無傷大雅，比如說：我們生活中讀錯一兩個字的發音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會造成什么嚴重后果嗎？我們的考試不應該在這些細節上太較真。”

　　盧曉東建議，高考的計分方式從“百分制”改為目前各高校普遍施行的“GPA制”。在GPA計分制下，91分與99分都等于“4分”，體現在最終的成績上毫無差異。因為GPA計分制假設：考91分的考生與考99分的考生都是優秀的，他們之間并無本質差別。盧曉東認為，GPA計分制有利于學生的減負，讓學生“不必在無關緊要的細節上摳來摳去”。

　　盧曉東還指出：“文理合一”并不等于“所有科目都考”；文科科目選考一門，理科科目選考一門，這同樣是“文理合一”。這也是改革的重要問題，有待決策者深入研究。

　　文/ 本報記者張強　　圖/ 本報記者邵權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