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去年12月15日，本刊于頭條位置刊出《語文課的出路：回歸傳統》一文。文中，作者馬智強先生就中學語文課教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及對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文章刊出后，不少熱心讀者以電話、電子郵件或寫信的方式與我們聯系，就馬先生的文章提出自己的見解。這里，我們從中選取兩篇有代表性的商榷文章，連同馬先生的回應文章一并發表，意在引起更多的關注，從而深化我們對傳統文化之當代性的思考。

　　拙文《語文的出路:回歸傳統》(以下簡稱《回歸》)刊出以后,引起很大反響,有贊成的,有反對的,對這些不同的意見,我都表示歡迎。特別是反對的意見,能促使我更全面、更理性地思考問題,去尋找更合理的答案。有文章批評我有“偏激的復古傾向”,還要《光明日報》對此“加以警惕”。在我看來,國內語言文字運用的空前混亂、語文地位的下滑低迷、優秀文化傳統的后繼乏人,這些倒是要憂慮要警惕的。

　　呂叔湘先生1964年2月17日在《人民日報》上說:“在今天的中學和小學里,語文課的教學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其實這不是一個新問題,至少鬧了三十多年了”。1964年往前推三十多年,就是三十年代初,也就是新式語文大約有最初畢業生的時候,可算算這30年已經誤了多少國人?最近,清華大學年過八旬的何兆武教授在他口述的《上學記》中,遺憾地說自己的國學基礎差,諄諄告誡年輕人“你們還是得學古文”,“畢竟中國文化……的載體都是古文”,“你要繼承這個歷史的話就非得學古文不可”。新式語文的功效差,何教授是最早的見證者。從1978年呂老再度批評語文到現在又是30年過去了,國家面貌滄桑巨變,百業興旺,獨語文教學深陷泥沼不能自拔。長期以來,社會上對語文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許多人一提到語文就心生怨恨,用“怨聲載道”四個字來評價并不為過。有人給語文擬定了最嚴厲的判詞——“誤盡蒼生”。的確,語文從來沒像今天這樣牽動整個社會的神經,在我們討論出路問題的時候,網上一個青年激憤地說:“語文課沒有出路,出路就是不上語文課!”請問,還要維持現狀嗎?,不是太泥“新”不化了嗎?

　　文本分析教學生的方法來自西方,西方沒有漢字,沒有漢文化,它來到中國后,許多語文教師可說是硬著頭皮來教。文教界老前輩葉圣陶講他上世紀二十年代當教師的時候就發現“文言文有講頭,白話文沒講頭”。幾十年來情況依舊。為了“有講頭”,語文老師拼命要把自己塑造成文章的分析專家、評點專家;為了“講深講透”,有的以致“走火入魔”,把原文沒有的“深意”、“妙筆”都煞有介事地給“分析”出來了。可以想象這有多難、多費神,要耗去多少時間。就連著名特級教師于漪不是也在今年的《語文學習》上倒苦水說最難教的是語文嗎?才智不夠或時間不夠的,只好把教參奉為至寶。教師分析的內容對學生掌握“工具”來說有沒有用呢?可以聽聽社會的聲音,“大多數不過關”已是定評,“少數語文水平較好的學生,你要問他的經驗,異口同聲說是得益于課外看書”(呂叔湘)。葉圣陶、呂叔湘兩位先生早就對課堂講風盛行提出過批評。葉老1978年說:“教師果真只管講的嗎?學生果真是只管聽的嗎?一講一聽之間語文教學就能收到效果嗎?我懷疑好久了。”呂老1963年直截了當地講:“在我看來,現在的問題,至少以白話課文而論,不是講得太少,而是講得太多。”沒有當過或短暫當過中小學語文教師的人,對語文教學難有切身體會,難有切膚之痛,怨教怨學之狀很少體會得到,這是可以理解的。

　　說到漢字,最近有權威人士強調要加強教育。我在《回歸》中曾設想,“小學教育把朗讀背誦和教習漢字放在首位”,“考試就考誦讀得怎樣,漢字寫得怎樣”,“要設寫字課或布置課后練字作業”。(以上引文因篇幅未刊出)為什么要如此重視漢字呢?一方面現在漢字處在有史以來最可嗟嘆的地位,一方面漢字是整個漢文化的基礎。漢字是單音節的文字,隨便拿一本《三字經》之類的蒙學讀物,或看看古詩詞、成語,就不難發現它的強大的表現力。文言文也是漢字運用的典范。漢語的詞匯、短語、語法的結構分析的一套都建筑在單個漢字的基礎上。漢字學好了(不僅能讀會寫,而且掌握常用義),則傳統文化的學習才算打牢了基礎。語文教材把雙音節詞為主的白話文置之主位,把單音節詞為主的文言文置之次位,是完全沒道理的。

　　關于“傳道”的問題。“傳道”是傳統教育的靈魂,是立教之本。傳統教育尤其重視道德教育,注重氣節與操守,注重自我修養,強調道德責任、社會使命感和歷史使命感。在漫長的歷史上,“傳道”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也使中華文明最優秀的部分留傳至今,豐富了我們的精神家園。新式語文教育忽視甚至丟棄“傳道”,它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在商業化的社會里更為明顯。當然“傳道”的“道”也有糟粕部分,因此我在《回歸》中提到“我們可以從內容、教授方法上適當改造它,使它更有效、更完善”。我希望找回“傳道”的優良傳統,而并沒有論及“傳道”的具體內容。有的讀者搬出“愚忠、愚孝”來責難,又說“傳統教育所傳之‘道’與我們現代社會所提倡的‘道’完全不同”。怎么個“完全不同”?我思忖良久不得其解，只得愧謝不敏。中國三十年來,留學生回國的少,留居國外的多。這與“文革”前直至晚清的情況正好相反。現在的中國,國力強盛,人民富庶,遠非舊社會可比。一定是有深刻的文化原因,使得大部分留學生“留”而不歸。我在《回歸》中作了一點分析,是否正確,不敢自是;但有人提出幾個留學歸來的例子加以反駁,我是不能贊同的。就像說“感冒有傳染性”,你舉出幾個未被傳染的例子來,這能說明問題嗎?

　　最后,我對五四前后新式語文教育取代傳統教育的合理性、正當性,提一點看法。傳統教育關系到億萬國民母語的學習、關系到國家文脈的繼承,是國之大事。用一種新的形式取代它,必須慎之又慎。情緒化的、運動的方式都是有害無益的。新式語文教學出現的時代是追求思想解放的時代,喜新厭舊、變法

　　維新是社會的風尚,對變革舉措往往缺乏冷靜、理智、慎重的考慮,語文變革就是一例。它的出現是很倉促的:一、沒有歷史先例。在我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變革語體、變革教材、變革教法(三變)促進母語學習、促進文化承傳的例子。二、沒有理論依據。沒有先例倒也罷了,在漫長、閉塞、專制的歲月里,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變革前有必要找到或創出理論依據來,以充分的理由論證“三變”優于傳統教育。可惜一直沒有這樣的理論出現。三、沒有實踐證明。再退一步,沒有理論也行,社會發展史上本多鑿空之舉。如果在小范圍內,經過一輪學制(十二年吧)的試行,確實看到了變革的明顯效果,那時再推開不遲。可惜,仿佛時不我待,政府一紙令下,各地就紛紛而動。新式語文教育就在這“三無”情況下登上歷史舞臺,這不符合處理國家大事的通常做法。近百年的事實證明,它造成了始料不及的嚴重后果。而這正是我們今天討論語文課“出路”問題的背景。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傳統教育變異而為語文教育,我把它比作中國文化走失而且迷了路的一個孩子。改革開放三十年,祖國的各項事業都有了長足的進步,而語文教學卻不在其內,我作為語文教師深感慚愧,相信語文界的同仁大多有此同感。就讓我們這一代行動起來,把這個走失的孩子領回到他母親的身邊去吧。(馬智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