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辦大學分校其實是從天津開始的，北京是第二個辦大學分校的城市。

　　我1978年5月調任天津市委書記，7月份，大家都在關注“文革”后大學即將開始的第一次全國統一考試，很多人向我反映，1977年天津市高考中分數達到及格線的考生有很多，但天津市的大學太少了，這些人進不了大學。我就專門召開了一次教育口的會議，把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的領導請來討論這件事。

　　我說，“文革”十年中斷了正常的大學招生，造成各行各業人才奇缺，現在中央決定把抓經濟工作放在第一位，沒有人才怎么行？我問他們，有沒有可能擴大招生，把考試合格的學生都錄取下來。如果擴大招生，主要的困難是什么？他們說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納不下。我問有沒有教師，他們說有教師，我說可以招走讀生嘛！就招天津市本地的學生，這樣就沒有宿舍問題了。

　　我這個擴大招走讀生的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因為多數家庭都有孩子沒學上的問題，所以在辦學問題上大家態度都很積極。會上提了很多建議，最后決定把一些中學拿出來做校舍，中學可以合并或把一些小學校舍改成中學；所需經費主要是用于一些辦公經費和教師的工資支出，以及必要的試驗設備，市財政還可以負擔得起。

　　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的領導說擴大招生還需要向教育部請示一下，因為他們屬于教育部管理。教育部當時的領導不太贊成這個做法，因為“文革”中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使得大學教育的質量太差，他們怕降低標準錄取的學生不能保證教學質量。

　　但我們認為這些學生是經過考試并超過及格線的，與“文革”中強調政治標準第一完全不同。當時鄧小平同志和彭沖同志訪問朝鮮后到天津住了兩天，對天津的各項工作都很支持。我就給鄧小平同志寫了一封信說明辦大學分校的想法和做法，說明大學的閑置教員很多，不能人盡其才。況且，市里也有能力辦一些分校讓更多的青年上大學，但教育部不太贊成。

　　小平同志在報告上批示：這是好事情，國家財政又不拿錢，可以讓他們試試嘛！得到這個批示后，我們就放手干起來了。我們依托天津已有的大學自籌資金辦了10所分校，擴招了8000名左右的學生。

　　1978年10月我從天津調到北京市任市委書記和革委會主任，那時1978年高考招生工作剛剛結束，各大學已陸續開學。北京參加高考達到及格線300分以上的學生更多，但受各大學招生規模的限制，很多學生沒有學上，群眾反映十分強烈。

　　11月份我召開了一個市委會，我說，“文革”十年有那么多孩子沒有書讀，十年沒有培養出合格的大學生，我們國家自己推遲了自己的建設時間，沒有人才嘛。我介紹了天津市辦分校的做法，會上所有的人都很贊成，決定由白介夫同志具體負責。我說你醞釀一下，找大學的同志商量商量，重要的會議我參加。我把天津遇到的主要問題講了一下，大家心里有了底。

　　后來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次北京所有大學校長參加的會議。我在會上又重點講了辦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我說現在的情況是國家不能再等了，年輕人也等不起了，大學老師那么多年不能教學，也不能再等了，大家都有迫切性，現在都要搶時間把教育抓起來。

　　我說，1978年的考試是十年里積攢起來的人，有幾百萬人參加，可錄取的人才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有那么多考試合格的青年不能進學校讀書，這對他們不公平。可能他們一生再也不會有機會上大學了。我介紹了天津市辦分校的做法，希望在座的校長能夠支持市委辦分校的決定，拿出辦法解決問題，盡快地讓這些青年進大學讀書。

　　市委的這一決定得到北京市所有大學校長的支持，會上沒有一個人反對，也沒有一個人提問題，會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計地克服困難，盡早把分校辦起來。這一決定也得到市委、市政府所有干部的支持，觀點從來沒有這么統一過，辦事也從來沒有這樣順利過。

　　市委與各高校協商的結果是，由各校派教師和教學管理人員到分校主管教學，利用本校的教學設備來解決學生的實驗和實習問題；而辦學經費和校舍則由市里解決。因為校舍不可能一下建起來，于是市政府決定，每個城區至少騰出兩所中學給大學辦分校，有條件的局、辦和大企業也要盡量提供校舍。教學經費大約需要好幾千萬，這在當時的北京市是很大一筆錢，除了壓縮行政費用外主要占用的是基本建設費用，所以當時負責基本建設的同志有些為難，但他也服從了市委的決定。

　　當時教育部所屬院校與北京市所屬院校一共有二十幾所，像北大、清華、北航、人大及很多學校都建了兩個分校，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一共建起了36所分校。我們在招生條件上只劃了一條分數線，凡是五門功課達到300分的考生都可以被錄取進分校。據了解，根據這個條件當時有一萬六千八百多個青年得以進入大學學習。從1978年的11月份開始醞釀到1979年的2月份開學，短短的三個月北京市就建起了那么多分校。這說明只要是急國家之所急，急群眾之所急，利國利民的好事，就能夠得到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就能夠做到上下齊心、千方百計地想辦法，也就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把事情做好。

　　開學前，我們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了一萬多人的大會，所有分校的學生和老師都參加了。在會上我對他們講，雖然你們的分數與那些本校的學生相比要差幾分，但考試不能完全證明一個人的能力，我相信你們在今后的學習中能夠證明你們自己并不比別人差！我希望你們完成學業后能夠努力工作，為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

　　1978年、1979年有大量的知識青年返城，北京市的就業壓力很大。雖然當時市政府采取了一些如父母提前退休由子女頂替、街道增辦企業等措施，但還面臨著每屆新畢業的學生也需要安排就業的壓力。這些分校的建立使得北京市在以后的每年都能夠增加一萬多名大學生，不僅可以彌補“文革”十年造成的人才短缺問題，而且也給了這些年輕人受教育的機會，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就業壓力。

　　我們在辦大學分校取得一定經驗的基礎上，又開始著手增辦職業高中和中專技校，改變北京市當時中等教育初、高中的單一模式，盡量多培養有專門技能的人才，同時也緩解了大量畢業生同時進入就業的狀況。北京市政府的各個專業局如機械、電子、輕工、紡織等部門都行動起來，提供人力、物力等各種資源，積極配合教育部門辦學校，不僅市里各區，而且郊區各縣都辦起了各種行業的職業高中和中專技校。

　　1978年至1979年是打倒“四人幫”、結束“文革”、實行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十年“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很多，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干部思想的混亂，以及干部作風的破壞。“文革”中各種左的思想對干部的思想影響很大，做事先考慮是不是符合上面的說法，會不會違反“正確路線”，因而不敢主動做事；特別是“文革”中誰只要做點事就會被戴上各種帽子、遭到批判，這就造成很多干部的不作為，遇到問題就躲，領導不說就不干，怕擔責任以求自保。干部思想的混亂以及推諉的工作作風使得很多該做的事沒人做，即便做起事來也瞻前顧后，缺乏主動性和創造性。其實我們共產黨的干部從來就不是怕事的人，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宗旨，只要黨的干部時時想著為群眾排憂解困，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什么困難都能克服，什么辦法都能想出來。1978年北京市辦大學分校的歷史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林乎加 作者1978年10月—1981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