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現任語文出版社社長。先后擔任中學語文教師，中國教育報記者、總編室主任，教育部辦公廳新聞處處長、辦公廳副主任兼新聞辦主任。2003年至2008年7月間，擔任長達五年的教育部新聞發言人，以自身的經歷見證了日益公開公平的中國教育制度：

　　我是“文革”中最后一批下鄉知青，1978年是中國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年份，對我個人而言亦是如此。我參加那年的高考，幸運地被一所學校錄取了。

　　高考使我認識到“知識改變命運”，但今天回想起來，更覺得是公開公平的競爭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恢復高考前“工農兵”大學生由推薦產生，名曰群眾評議推薦，實則是操縱在少數人手里，這種暗箱操作必然導致極大的不公平。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在今天中國得到社會的公認，其原因是自1977年底恢復以來，一直就在陽光下運行。

　　1982年至1991年期間，我當了近十年的中學教師，這是一段讓我至今懷戀不已的黃金歲月。物質上很清貧，工作和學習很緊張，但是和學生在一起，向他們傳授知識，我覺得很快樂很充實。在擔任班主任和學校管理人員時，我深感班務公開、校務公開對管理班級、學校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后來，我成了一名教育記者，由于多年的從教經歷，我深知一線教育工作者的辛勞，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筆，讓更多的人了解變革中的中國教育。但讓我真正從中國教育發展的全局、從教育體制改革的高度認識到信息公開、權力透明的重要性，是調任教育部官員特別是擔任新聞發言人以后的事。

　　“公開”兩字重若千鈞，這是我回顧五年新聞發言人生涯最大的感受。這五年來中國的教育事業寫下了壯麗的篇章，無論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改革，還是新的義務教育法的實施，或者是國家助學貸款和國家獎學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和政策關系到千家萬戶和億萬國人的利益，只有公眾充分了解，積極參與，才能盡可能兼顧到不同的利益方，法律法規和政策施行起來才有成效。我國立法機關和教育行政部門在這些法律法規和政策出臺過程中，盡量做到了政策透明、信息公開。事實證明，只有政府信息充分公開，政府權力運行是透明的，才能接受公眾的有效監督，政府才有公信力，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才能少走彎路。因為這樣的理念，我在擔任發言人期間，一直盡可能讓全社會對教育重大改革有全面準確的了解。

　　我從教育部新聞發言人職位上卸任時，恰逢全國范圍內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實現了免除學雜費，這是一項促進社會公平的奠基工作，我有幸以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見證這一歷程，也為推行這項重大改革時，及時公開信息、讓更多的人了解這項工作支持這項工作盡了綿薄之力。我們必須承認，從恢復高考制度以來，中國教育發展的制度環境越來越公開透明。但這僅僅是開始，以公開促公平，中國教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記者 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