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難”竟成拒錄新借口

　　高校招錄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與之相伴的是非爭議也在與日俱增。

　　從今年3月起，有關高招中的不合理現象相繼引發社會關注；各大高校招生簡章中的違規規定陸續被公之于眾；包括北京大學、首都醫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四川師范大學在內的多所知名高校接連被“曝丑”。當這些事件被置于輿論的放大鏡下時，都指向了同一個頗為敏感的詞匯：歧視。

　　高校自己制造的“歧視門”，終于引起了學者們的反對之聲。上周六，北大、清華、中國政法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著名學府的多名法學教授，聯合在京的部分法律界人士，就高招過程中所暴露的歧視現象進行研討，并發出倡議，高校招錄中應堅決杜絕任何錄用條件的歧視。

　　歧視規定一條比一條“雷人”

　　翻閱各高校的招生簡章，輕易便能找到被專家們抨擊的各種“歧視規定”。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雖然這些規定出自高等院校的老師們之手，但其荒誕程度著實有些“雷人”的意味。

　　肝功能不正常，是各高校招生簡章中最常見到的拒錄理由。按照教育部、衛生部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共同制定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攜帶者僅在學前教育、航海、飛行、烹飪等專業錄用上受到限制，但是不少高校都明確對乙肝攜帶者關上了大門。

　　即使是首都醫科大學這樣的醫學專業學府，都在其《本科、高職(專科)招生章程》中提出，“乙肝表面抗原陽性者不要填報我校各專業，否則不予錄取。”而在國際關系學院、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廣西醫科大學等高校的招生簡章中，也包含類似的規定或條款。

　　同樣是在首都醫科大學，就連殘疾考生也被其堂而皇之地拒之門外。按照該校的招生章程，“軀干和肢體殘疾考生不要以我校各專業為實現理想的專業，否則不予錄取。”對此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根據教育部門和衛生部門的相關規定，肢體殘疾考生僅在就讀法醫學專業時受到限制，首都醫科大學憑什么不許殘疾考生“實現理想 ”？這種行為無疑妨礙了殘疾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身高是另一個經常被高校拿來說事兒的錄取條件。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明確提出，報考該學院的女生身高不低于1.6米；廣西醫科大學護理學專業，則“原則上”要求女生1.55米以上，男生1.65米以上。

　　今年高招章程中最“雷人”的，非北京大學醫學部的“體檢要求”莫屬。

　　據曾于4月份被公布的一份體檢要求顯示，這所百年名校的醫學部拒絕錄取存在肝功能異常、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陽性、800度以上近視、酒精過敏、斜視、口吃等問題的學生；并對身高低于1.6米的男生和低于1.5米的女生以及體重超標20%者“慎錄或限錄”。對此有評論稱，“北大讓所有的矮子和胖子都感到絕望！”

　　“就業難”

　　成高校拒錄新借口

　　高等院校為何要對一些考生設置層層障礙，生怕其跨入校門？

　　北京一家公益機構益仁平中心的負責人陸軍進行了一番調查后發現，不少高校對于一些疾病存在明顯的誤解和認識盲區。“比如對于乙肝攜帶者，盡管醫學界早已證實，與乙肝攜帶者的正常接觸不會有任何傳染風險，但不少院校還是將這些考生視為隱患。”

　　拒絕承擔學生在校期間的醫療費用，則是一些高校私下打的小算盤。與健康學生相比，患病學生或殘疾學生可能需要得到更多的治療和幫助，除北京將把大學生納入大病醫療保險外，多數省市的在校大學生則要享受公費醫療，這意味著學校有可能要為這些學生承擔更多的醫療成本。

　　令陸軍感到意外的是，擔心學生畢業后“難以就業”，成了今年高校拒絕錄用部分考生的一個新借口。例如北大醫學部一位負責人認為，該校之所以“慎錄或限錄”矮子和胖子，是因為“醫藥行業對形象要求高”，“超重嚴重和身材不夠高大的學生就業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

　　高校把“就業難”當做借口，在學者們看來實在有些荒唐。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指出，高校與其說是擔心學生今后難就業，倒不如說是擔心這些學生影響了本校的“就業率”。

　　從高招“黑箱”

　　到“隱性歧視”

　　在專家們看來，現有的高校招生錄取制度，為歧視規定的實施創造了條件。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熊文釗舉了個例子：“一些高校在招生錄取時往往存在超額提檔的情況，如明明只錄取100人，卻提檔120人，經過篩選之后，那些存在身體或健康缺陷的考生，便會遭到退檔。”

　　正是由于高招過程中存在這樣的制度“黑箱”，很可能使得大量遭到不公平待遇的考生至今仍被蒙在鼓里。近年來，陸軍所在的益仁平中心為一些考生提供了法律援助，但他意識到，真正通過法律途徑捍衛自身權益的案例可以說是寥寥無幾，“因為通過常規渠道，考生很難掌握到受到歧視待遇的相關證據。”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提醒說，高校招生錄取中地域歧視的情況也不容忽視。一些高校在招生時，對不同省份分配招生比例時存在明顯的不公平情況；有數據顯示，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的考生，在報考一些外地院校時更易受到招生名額的限制。

　　更令他擔憂的是，這種對于考生的不公平待遇，正在由“顯性歧視”向“隱性歧視”轉變。他解釋說，學者們從各高校招生簡章中發現的歧視性規定，目前都有據可查；而如果轉為“隱性歧視”，取證難度無疑會加大，對社會的影響范圍也會更大。

　　考生維權意識

　　在逐年提高

　　張千帆教授認為，曝光高招中的歧視行為，說明公眾的維權意識正在提高，有助于引起社會的關注和監督，從而促成問題的解決。例如北大醫學部被曝光后，就悄然撤下了“體檢要求”中的歧視性條款；廣州一位高分考生因患先天性心臟病而擔心被暨南大學拒錄，此事被當地媒體報道后，暨南大學最終決定破格錄取該考生。

　　作為高學歷人才聚集的高等院校，為何在高招時卻頻頻因為身陷“歧視門”而跌了身份？張教授分析說，根源皆在于“無知”，高校管理者的認知水平有待提高。

　　張教授建議，一旦考生在高招錄取過程中發現自身權益受到侵害，還是應當訴諸法律，由此形成示范效應，促使有關部門采取措施，完善制度。司法機關應當加強受理高招和考試過程中出現的法律爭議。 -本報記者 周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