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1951年畢業于清華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的資中筠先生一篇寫馮友蘭先生的文章，里面有這樣一段——

　　“清華大學在抗戰勝利復校以后，還有兩年是和西南聯大的其他兩個學校聯合招生，進行統一考試。3個學校聯合出題，考生填寫第一志愿時在3個學校中任選一個。因為大家都爭著報考清華，所以清華錄取分數線就最高。馮先生的女兒鐘璞(即后來的著名小說家、散文家、翻譯家宗璞)從小就身體不好，回來之后報考清華外語系，可分數不夠，也就只好到南開去讀書，是兩年之后經過考試轉入清華的。馮先生當時是文學院院長，外語系隸屬于文學院，可他的女兒就是分數差那么一點點進不來。那個時候，我們同班有個同學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女兒，還跟我住同一個宿舍，她第一年考試分數不夠，是先念了一年先修班，然后才考入清華大學的，這樣她多念了一年。就是校長和院長的女兒，分數差了一點點，都沒有進去，就是一點都不通融。”

　　在這些年關于高考改革的火熱討論中，對解放前幾所著名高校自主招生的情景，已經有了近乎模式化的描述，“歌詞大意”就是一句話：講素質，不講分數。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原來那時候，對分數也講究得很。素質高如宗璞，分兒不夠，竟也進不了她老爹執掌的文學院。梅貽琦校長的女兒則連考了兩年。

　　響應高校領導以及教育界專家學者、媒體人士多年的呼吁，現在我們的大學都已經獲得了一定比例的招生自主權。這個權，到底有多少用于吸收有培養潛力但不擅長考試的特殊人才了？有多少像美國高校優先招收黑人學生那樣，用于照顧分數略低的弱勢群體子女了？卻有多少實際用于根本無關“公平”與“素質”的走后門，包括對本校教職工子女的“內部優惠”了？

　　當今的高校領導，如果并沒有向梅貽琦校長和馮友蘭院長學習的意愿，或者雖有這樣的意愿卻實在扛不住來自方方面面，包括本校教職工在內的壓力，那么，他們在批判統一錄取、要求自主招生的時候，調門兒還是別太慷慨激昂的好。(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