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復旦大學“自曝家丑”、清華大學教授“捏造論文”，到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被指控剽竊、上海交通大學一教授造假、中科院一位年輕的院士造假……近日，中國國情研究會調研員董協良調查發現，每年網上揭露的國內學術造假事件大約有100起。

　　在認真研究對比了這些案例后，董協良分析認為，學術造假包括“七宗罪”：一是申請過程中通過非正常渠道獲得科研經費；二是科研產出與獲得的經費之間嚴重失衡；三是不正確的科研業績觀；四是部分科研經費挪作他用；五是抄襲他人研究成果；六是研究過程中數據造假；七是學術論文一稿多投。

　　“國內高校的學術造假有愈演愈烈之勢。抄襲者不僅有講師、教授，甚至還有博導。”該如何遏制此種情況？董協良提出，必須追究監管機構失職責任。我國《刑法》第397條規定了“玩忽職守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委員會、教育部等各級學術經費管理機構均屬國家機關，其工作人員對發放的科研經費都負有監管責任。監管不力，“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應當承擔玩忽職守的責任。但目前的學術管理領域，這一責任還僅僅停留在紙面上，至今沒有依照這一刑事法律追究瀆職責任的先例。

　　董協良還認為，目前對學術造假者，除各單位內部處分外，暫無追究法律責任的依據。從行政處罰看，我國根本沒有對學術造假進行處理可依據的法規；從刑事處罰看，一般公民騙取國家財產可構成詐騙罪，對在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騙取國家財產可構成犯罪的情況，只規定了貪污罪。但上述兩罪名都要求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學術造假行為中騙取撥款和經費并非用于據為己有，而往往是用于制造虛假的所謂學術成果，騙取個人經濟利益、學術地位和職務職稱，不符合前述兩個罪名的構成要件。因此，依據現行法律無法追究學術造假者騙取科研資金的刑事責任。

　　“法律的局限放縱了學術不端之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教授認為，當前我國法律對學術不端的懲治力度非常小，而現行法律條款中，如果被抄襲人本人不起訴的話，抄襲人就不用負法律責任。

　　喬新生教授分析，對于抄襲剽竊類糾紛，目前我國大致有3個受理機構：各高校學術委員會、版權局、法院。此外，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中國科協還有針對本系統的道德委員會。

　　但在現實國情下，學術委員會很難做到完全獨立自主；同時，遇此類糾紛，版權局只能調解，當事人不接受調解的，需到法院起訴。而法院方面受理這類案件時，通常會委托專家委員會進行鑒定，如果專家意見出現分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便相對較大。

　　但實際上，從多數國人的行為習慣出發，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選擇在法庭上兵刃相見。同時，缺乏有效的裁判救濟機制與懲處機制，也導致受害人紛紛放棄維權之念。于是，出現了學術不端行為在網上曝光熱鬧，而法院訴訟冷清的奇怪現狀。

　　擁有轄區內全國最大高校群體、219個中央、市屬及區屬科研單位的北京市海淀法院統計顯示，近5年該院受理的學術不端糾紛不到10起。(記者 孫海華 葉鐵橋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