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鏈條：期刊缺經費——收版面費——建立“小金庫”——增加版面——論文公司出現——論文質量下降

　　7月初，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組織了一次小型的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的主題是“學術期刊與走向世界的中國研究”，但與會的不少學術期刊的主編卻不約而同地談到了目前學術界存在的學術不端的問題，痛斥抄襲剽竊、捏造數據、一稿多投等行為，同時又為國內一些學術期刊濫收版面費的行為而痛心。

　　學術期刊能否把學術不端擋在門外？這些主編都希望自己主持的刊物能做到這一點。

　　濫收版面費導致“水貨論文”比比皆是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鄧正來教授列舉了兩組數字：一方面，據教育部的不完全統計，僅“九五”和“十五”期間，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共發表學術論文300余萬篇，出版學術著作30余萬部，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約7000次，參加國際會議20萬多人次；而另一方面，在2007年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1962種期刊中，涉及中國問題和中國研究的期刊只有11種，其中只有兩種為中國大陸地區學術機構創辦和主持，“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中國社會科學的國際化水準有待提升”。

　　多位與會的學術期刊主編認為，近些年國內社科方面的學術論文數量不斷增加，但水平卻有所下降，尤其是一些學術期刊濫收版面費，同時也降低了對論文水平的要求，導致“水貨論文”比比皆是。

　　“據說自然科學學術期刊收取版面費是國際慣例，可這樣的國際慣例在中國有點走樣。”《清華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仲偉民直言，版面費的存在是引發學術不端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學術月刊》主編田衛平則梳理出一個學術論文的利益鏈條：學術期刊缺少經費——收取版面費——編輯部建立“小金庫”——增加版面，季刊改成雙月刊，雙月刊改成月刊，月刊改成半月刊，還不時“增刊”——論文公司應運而生——槍手操刀，論文質量下降。

　　田衛平告訴記者，目前國內的學術期刊對待來稿大致有5種情況：一是不收版面費，還給稿費；二是有些文章給稿費，有些文章不給稿費；三是不收版面費，也不給稿費；四是有些文章給稿費，有些文章收版面費；五是所有文章都收版面費。

　　經費不足不應該成為收取版面費的理由

　　據了解，國內學術期刊收取版面費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因紙張、出版及發行費用急劇增加，絕大多數科技期刊財政上都有虧損，且數額日益增大，有相當一批期刊瀕臨倒閉。

　　中華醫學會雜志社總編輯游蘇寧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當時正是中華醫學會編輯出版部承擔了“科技期刊發表論文是否應該收費”的調研課題，而且最終中國科協也采納了中華醫學會編輯出版部的建議，出臺了《［1988］科協學會發字039號文》，建議各學會主辦的學術期刊收取版面費。游蘇寧稱：“這一決定，不僅惠及當時的許多期刊，而且為如今學術期刊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青年報記者找到了這份《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關于建議各學會學術期刊收取版面費的通知》，《通知》稱，“各學會的學術期刊是各學科領域全國同行共有的論壇和財富。在經費問題上，除受托承辦單位給予支持外，還應該爭取各有關部門和單位的支持。收取論文版面費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因此，建議各學會的學術期刊收取版面費。”不過，《通知》也強調，“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形式出賣版面，使期刊質量受影響。”

　　“自然科學類的學術期刊早就開始收版面費了，之所以大家沒什么意見，是因為課題經費中就有這一項；而社科類的課題經費少，沒有專門用于發論文的經費，所以大家的意見就大了。”田衛平認為，學術期刊實質上是一種學術壟斷資源，而版面費其實就是一種權力尋租，“中國的學術期刊是審批制，而國外的學術期刊是登記制。”

　　有意思的是，與會的幾位社科類學術期刊的主編一致反對收取版面費。

　　“有學報為了生存的需要索要費用，也有作者想發表文章而自愿出費用。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們都堅決反對。”《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主編程郁綴說，“如果這個學校沒有經費力量，那你的刊物就少一點，辦薄一點。”

　　“近年來，有關部門要求學術雜志走市場化道路，給的經費越來越少，甚至斷糧。學術期刊自謀生路幾乎不可能，因為單靠訂戶很難生存。”仲偉民也很清楚眼下一些學術期刊的生存環境，但他表示，現在國內很好的人文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都不收版面費，“因為這些雜志追求的是學術質量，而不是經濟利益；恰恰是一些學術水平很差的雜志要收版面費，這些雜志只看錢而不看學術質量，這實際上是一個惡性循環。”

　　《復旦學報》(社科版)主編黃頌杰也表示，杜絕版面買賣應該成為學術期刊人的職業準則。

　　“有人說大學學報是垃圾，這個觀點有點片面，因為很多重點大學的學報還是堅持很高的學術水準的。”仲偉民認為，目前國內的學報分化現象比較嚴重，他認為這個現象是可以改變的，“學校要給充足的經費，讓主編和編輯們專心去抓學術質量。”

　　現有狀況難以改變，怎么辦？

　　田衛平認為，既然要收取版面費，不如干脆由暗變明，明碼標價，在物價局和工商局登記，而且收取版面費的期刊應該公布版面費賬目收支情況，明示版面費去向，這樣也便于管理和監督，“否則版面費上交了還是在內部發獎金了，還是進了刊物的小金庫，沒人知道。”他強調，即使收取版面費，也不能降低文章的質量，“不是交錢就能發”，否則就是“把國家給予的權力濫用”。

　　“導師署名在前的文章大多都是學生寫的”

　　如果一個年輕的作者將一篇學術論文投到《學術月刊》，編輯部在審讀后感覺文章選題適合于該刊發表，會主動與作者電話聯系，弄明白他過去是否發表過相關的文章。“如果說發過，我們就會把文章調出來看看，這樣大體上知道他的學術經歷，不是突然冒出來的。”田衛平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假如這是他的第一篇論文，我們就把文章里的一些關鍵詞放到百度、谷歌里搜一下，看看有沒有相類似的文章出現過。”

　　確認以后，作者會接到編輯部的第二次電話，詢問導師的一些情況，然后編輯部直接與導師聯系，再次確認作者的學術背景和投稿情況。“我們會多和作者溝通，如果是抄襲別人的文章，作者一般都很心虛，相反如果是自己寫的文章，談起來都會胸有成竹，滔滔不絕。”田衛平說。

　　而如果碰到一些導師署名在前，學生署名在后的文章，《學術月刊》的編輯則會更加謹慎，“我們會直接給導師打電話詢問文章的寫作情況，如果大部分內容是導師寫的，我們就比較放心，而如果導師都不知道，我們就非常小心了。”田衛平坦言，一般情況下，導師署名在前的文章，除了少數文章外，大多都是學生寫的，“如果是導師自己比較得意的研究成果，很少會帶上學生。”他們對這種投稿尤其謹慎。

　　事實上，對國內幾家知名的人文社科類學術期刊來說，新作者并不是他們的主要稿源。

　　“我們主要刊發國內外知名學者的論文，選稿標準比較高。”仲偉民解釋，“碩士生以下的作者發表概率極低，博士生的文章發得也極少。這么做并不是歧視，主要是因為我們發稿量比較少，只能優中選優。”

　　程郁綴則表示，主動約稿在稿源里占很大比例，“我們主要向非常了解的學者約稿。”對于來稿，“一看水平不夠，就直接退稿了。”

　　《學術月刊》也擁有相對固定的作者群，“我們熟悉作者的實力和前期的研究成果，他也比較珍惜自己的聲譽。”田衛平說。

　　相對固定的作者群給了幾家知名刊物應對學術不端的底氣，但全國有2000多家水平參差不齊的人文社科類學術期刊，讓學術不端入侵的漏洞仍無處不在。

　　幾位主編都提及，編輯審稿輔以檢索是目前學術期刊應對不端行為比較有效的方式。仲偉民透露：“近幾年，我們通過這樣的途徑已經槍斃過十幾篇文章了。”隨著學術“測謊儀”——“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面世，人們對技術層面消弭學術不端充滿了期待，但技術手段仍然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

　　“利用計算機技術、數據庫等技術手段對明顯的抄襲有作用，對精致的抄襲則作用有限，但有總比沒有好。”南京大學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國家創新基地副主任葉繼元說。

　　葉繼元表示，學術期刊能認識到并主動承擔反對學術不端的責任是值得肯定的，“目前不少質量較好的期刊都在強調學術期刊首先要規范，如建立健全匿名審稿制度、制定署名規范和引文規范等。嚴格說來，只有同行專家評審的期刊才是學術期刊。”

　　“但是也不能完全依賴專家。”黃頌杰說，“專家和編輯一樣，不可能把所有網絡上的文章全部都看完，腦子里也不可能完全記住。”

　　葉繼元則指出，國外匿名評審很花時間，“一年審兩篇就很不錯了，他們也有問題：專家很難找。”在國內也同樣，葉繼元做過評審，“給半個月時間，但是評審論文幾乎跟指導一篇論文一樣，很花時間。”不過，葉繼元觀察到，雖然國內建立匿名評審制度遇到諸多問題，但是做出嘗試的期刊仍在堅持。

　　學術期刊質量評價成難題

　　回溯學術期刊的功能，田衛平認為，學術期刊對學術成果的推介展示本身就體現出一種權力和公信力，“如果學術期刊的‘質檢員’為了一己之私，對眾多粗制濫造的學術產品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這個學術期刊的學術資質就該打個問號了。”

　　“前些年批準創辦了一大批學報，其中相當一部分學校并不具備相應的學術研究水平。”仲偉民認為，這也是社會上產生“學報垃圾論”的歷史原因。葉繼元告訴記者，2770種人文社科類學術期刊中就有1000多種學報。

　　“而最近這些年刊號又管得很嚴，即使你有很強的學術實力，也難以申請到一個刊號。比如清華、北大、復旦這些著名大學都有很強大的學術研究隊伍，多辦幾本學術雜志都是沒有問題的，質量也完全可以得到保證。”仲偉民表示，清華大學學報申請學報的英文版，近4年了還沒有批下來。

　　管理體制上一刀切帶來學術期刊的困局：質量評價難以確立，淘汰機制更加難以形成。

　　“期刊質量評價是個很敏感、復雜的問題”，葉繼元說，“新聞出版總署幾年前就講從質量上來評價期刊，不合格要吊銷CN號，但始終沒有正式實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質量評價比較復雜，“但這個工作不做，其他一些相似的評價就會取而代之”。

　　目前對學術期刊的評判有核心期刊評價、來源期刊的評價，這些評價主要是文獻計量學的評價，也輔以專家評價。葉繼元表示：“這些評價跟質量評價有一定的關系，甚至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但絕不能取而代之。”田衛平則認為，在自律觀念還沒有成為期刊從業者道德操守之前，“完全套用國外自然科學核心期刊的機制，既容易被一些弄虛作假者利用，也容易使一些安分守己者對所謂的科學指標產生懷疑。”

　　葉繼元介紹，他所在的人文社科評價基地正在努力探索一個可行的評價體系：“專家評價為主，文獻計量學評價為輔。這是目前相對比較好的方法，工作量既不是很大，有操作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少數精英專家評價的主觀性、隨意性。這樣一個相對合理的評價體系，包括評價目的、評價指標、評價方法，要逐步建立健全起來。”

　　對學術期刊的管理不應該一刀切

　　“大多數期刊，非名校的期刊、中小型學校的期刊，生存的確比較艱難，經費不夠，質量不高。這些刊物的訂購量很少，基本上是自編自看。我們有個統計，8年來有的期刊一次都沒有被引用過，當然可能被閱讀，這個狀況很堪憂了。”葉繼元表示，“要重點分析為什么會這樣，它的效益和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

　　“今年年底，各個大學出版社都要完全市場化，有關部門也在催促學報市場化。”仲偉民說，“對學術期刊的管理，不應該一刀切。”

　　葉繼元認為，學術期刊的市場化改革要分層次，“有一些期刊，純粹學術的，偏重理論研究的，原始創新的，代表我們國家學術水平和實力的，已經有了一些知名度的，不能完全市場化，三五十種，財政由國家包下來，專門搞學術，經濟上不用考慮；還有一些，應用型的學科，像管理學、會計學等期刊，不妨試著推進市場化。”

　　“要提高學術期刊質量，其根本當然是我國整體學術研究水平的提高。”葉繼元分析，從管理角度看，有外部和內部兩方面的原因，“外部主要是管理機制的問題，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是不行的。內部主要是編輯部、編輯自身的問題，為什么在現有條件下有的期刊辦得好，有的則不行？可見有主觀因素。中國不缺人才，關鍵是處理好管理制度的問題，當具備了外部條件后，內部因素就非常關鍵了。” (實習生 祁鈺 記者 周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