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懲罰缺位，文抄公前赴后繼

　　有關抄襲的新聞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集中。從今年三月開始，網上爆料“大學教授抄襲”、“最年輕市長抄襲”的消息接連不斷，“抄襲”這扇“門”越來越寬，今后不知還會裝進多少人。法律界人士認為，抄襲如此泛濫，既有職稱論文制度本身存在的嚴重問題，又有深層次法律原因。在制定《著作權法》時，立法者考慮的主要是能夠帶來經濟利益的公開出版物的權益保護，而對學術論文沒有更多關注，難以界定抄襲者所獲的利益和被抄襲者的損失，因此抄襲論文幾乎不會涉及賠償問題，更談不上“懲罰性”賠償。這直接導致現實中被抄襲者的維權收益與為了維權所付出的代價完全不成比例，客觀上縱容了抄襲等學術不端行為。

　　新華社昨天發布消息，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賈士秋因“正教授職稱評定中所提交的學術著作有造假嫌疑”的學術不端行為，被學校免去副院長職務，解除教授聘任。同樣是學術不端，與諸多陷入“抄襲門”的同行相比，賈士秋行政職務較低，而遭遇的處罰最為嚴厲。

　　“抄襲”成也網絡敗也網絡

　　昨天，《新快報》首先披露了廣州體育學院院長許永剛的博士論文涉嫌抄襲。據《新快報》報道，許永剛所著的博士論文全書共354頁40萬字中，竟然有202頁約19萬字為抄襲而來。“其中有一些是涉嫌對原論文結構大段文字一字不落地抄襲，有一些則是對原論文中除圖表外的理論文字進行抄襲，而有一些部分對原論文的抄襲超過了80%。該書與如此多的論文和期刊雷同，但各章節的參考文獻中一字未提被抄襲的論文或期刊。”“有些更是直接粘貼、復制到自己的文章中來。”

　　而今天出版的《成都商報》則明確說，根據網友的檢索，許永剛的博士論文《中國競技體育制度創新》涉嫌抄襲多達44篇(種)文獻成品文章，其中甚至還有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楊樹安2003年發表在《體育文化導刊》上的文章：《世界競技體育發展的趨勢》(第18、19、20頁)。

　　今年三月至今，云南中醫學院、廣州商學院、遼寧大學等學術機構紛紛有主要領導被舉報“論文涉嫌抄襲”。接著，湖北宜城新任市長周森峰也被質疑發表于2004年的論文與他人2002年的一篇論文有大段文字雷同。此后，云南中醫學院在調查結論中用“過度引用”一詞替代抄襲，理由是“目前學術界對抄襲沒有一個明確界定”。而網民迅速做出反應，惡搞帖子不斷，百度百科甚至迅速增加了“過度引用”的詞條。

　　進入網絡時代，“抄襲”也變得簡單，無需再像從前一樣泡圖書館辛苦查找資料，只需要在電腦上google或百度，然后復制粘貼，手快的一兩個晚上就能完成。然而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從一系列網絡爆料貼中極其詳盡的檢索和對比可以看出，“抄”固然容易了，查“抄”更是容易。

　　中國人民大學在讀博士生黃鈺(化名)說，據她判斷，今后一段時間，“抄襲門 ”很可能在大江南北繼續遍地開花。“很多人都會發現，舉報一個有頭有臉的人論文抄襲，是一件命中率極高，殺傷力極大的事情。在現在的職稱評審體制下，論文 ‘抄襲’差不多已經是原罪了，能跑掉的只是少數。”

　　忽視原創必然助長抄襲

　　“地球人都知道”，評職稱必須要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無數人為了發論文要找人托關系，最后花一些“版面費”買得一個發表論文的機會，一些刊物專門出版論文增刊，滿足這方面需求。而這些論文只求發表，并不在乎真正的學術成果，更加沒人在乎是否原創。“抄襲”自然就成為最簡捷的一條路。盡管在發表的時候大家心照不宣，但一旦被人舉報，特別是舉報到網絡上，自然而然成為一個又一個“門”。

　　“在國外大學參觀，整個學校的學術成果就裝在幾個小書柜里。可是參觀國內大學，哪怕是一個小單位，‘成果’都要琳瑯滿目地擺滿一間屋子。”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付立忠說，這中間有多少“成果”是注了水的，恐怕很難算得清楚。

　　現有法律很難制裁“抄襲”

　　有可能從根源上解決抄襲問題的《著作權法》，在論文問題上卻幾乎沒有發揮過作用。付立忠副教授的論文也曾被人抄襲，即使身為法律專業人士，他說：“我還是自己忍了，打官司是打不起的。”

　　根據現行的《著作權法》，當著作權被侵犯時，被侵權者必須證明自己遭到了實際的損害，才有可能獲得賠償。這在小說、劇本等公開出版物中很容易做到，而如果論文被人抄襲，卻極難證明“利益受損”，從而得不到一分錢的賠償。

　　中洲律師事務所于德華律師說，司法實踐中，投入巨大精力打一場論文抄襲的官司，被侵權人想要獲得經濟賠償卻幾乎難于登天。“想要獲得賠償，首先要弄清楚‘文抄公’從中獲利多少，給原告造成多大損失。可是，抄論文和抄小說不一樣，‘文抄公’獲得的利益經常是評了職稱、獲得畢業文憑，這雖然和利益有關，卻難以量化。原告說自己受到了損失，也必須舉證。可事實上，誰能拿出‘我的論文被你抄了，我損失了多少多少經濟利益’的證據？有的原告說自己受到了精神損害，可在這個領域里，法院很少支持。”

　　由于現行的《著作權法》沒有提出“懲罰性賠償”的概念，而被侵權人又舉不出證據證明經濟損失，判決結果常常是“被告停止侵害，向原告賠禮道歉”。

　　于德華律師說，針對此類抄襲的制裁，經常是法院在判決后發出司法建議，由侵權者所在的單位對其進行行政處罰。可即使行政處罰真的執行，原告也只能出口氣，卻不會有任何補償。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和費用，只換得對方給自己鞠一躬，這種賠本生意怎么會有人做？為數眾多的“抄襲門”也正是在對“賠本生意”的畏難情緒中愈演愈烈。

　　記者采訪的多位法律界人士認為，如果想真正遏制抄襲，僅靠網民舉報、上級人事機關、學術機關監督遠遠不夠，它必須從根本上獲得法律支持，這就需要修改《著作權法》，設定針對侵權者高額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動員學術成果的原創者隨時關注網絡，鼓勵被抄襲人通過法律維護權益。

　　本報記者 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