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峻的大學生就業形勢，引起許多市政協委員關注與思考。他們認為，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學生偏向于選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或外資大型企業，就業門路過于狹窄。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和行政事業機構精簡的制約，現有結構中的崗位已相對飽和，而社區服務中尚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這些委員認為，應借此為大學生就業打開一扇新的窗口。

　　社區服務蘊含巨大就業空間

　　僅從上海社會組織與國外的對比數字來看，其中蘊含的就業潛力就值得大力開發。據市民政局2008年統計顯示，上海三類社會組織目前從業總人數為13.5萬，其中專職人員6.5萬，兼職人員7萬，從國外就業結構來看，大約有10%的就業人口在社會組織工作，但是目前上海只有2%的比例，10%意味著幾十萬的崗位，因此社會組織吸納就業的空間非常大。

　　近年來，社會需求的多樣化和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帶動了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截至今年4月底，本市依法登記的各類社會組織共有9086家，相比1999年的2636家，保持著平均每年700家的增速。據不完全統計，上海社會組織費用約占上海GDP的1.2%，在推動公共服務，參與社會管理、承接政府職能和舒緩就業壓力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

　　在社會組織雨后春筍般涌現的背后，是社區服務存在的巨大缺口，僅以楊浦區的為老服務為例，楊浦區有44家養老機構、157個老年活動室、16個助餐點，但同時直接負責養老服務管理工作的人卻非常少，優撫對象與優撫工作人員的比例是664：1，而這也促使楊浦區民政局在今年年初專程赴高校向應屆畢業生伸出“橄欖枝”。

　　同樣存在缺口的還有家政服務業，民進上海市委調查數據顯示，上海有77.6%的家庭需要社區服務，但滿足需求的只有26.1%。其中一個原因在于，上海在建設國際化大都市進程中，國際化和高檔社區越來越多，在滬常住外國人已達27萬，常住港澳臺同胞更多，加上居住高檔小區的本地、外地居民，構成了對高層次家政服務的龐大需求，但目前提供的家政服務無法與之匹配，86%的家政從業人員未受過專業培訓，上海家政市場難以滿足客戶的一些新的多元需求。

　　社區服務尚存開挖出更多就業崗位的潛力，但社會上也有人質疑看似瑣碎、“底層”的工作不適合大學生，市政協委員對此不以為然。同樣還是舉社會組織的例子，目前上海的社會組織中，有9萬人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占到社會組織總就業人數的68%，高于本市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大專以上學歷25%的比例，這意味著社會組織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相對較高，需要組織能力強、溝通能力強、有愛心、有奉獻精神、有創造力的優秀大學生。

　　市政協常委馮德康補充表示，作為社區管理者——居委會也亟須加注高學歷、高素質的新鮮血液。在社區管理中引入大學生，有利于培養年輕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改變居委會老齡干部一統大局的局面以及未來社區人才隊伍建設及儲備。

　　陳舊觀念阻礙公共服務崗位挖潛

　　盡管社區服務、尤其是社會組織對就業的促進作用已引起各方關注，但在挖掘其潛能的道路上仍存在不少障礙。全社會仍未掙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就是其一，一些委員提出，在就業十分嚴峻的形勢下，仍有大學生沒有轉變擇業觀念，認為從事社區服務是低三下四伺候人，不愿到有社會需求的社會服務崗位就業，造成“有人沒活干，有活沒人干”的不對稱局面。而政府往往比較注重生產性行業，對以人為本的社區服務行業關注較少，在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中，缺少對擴大社區服務的專項規劃，尚未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習慣以大包大攬的方式，直接承擔大量社會性和服務性事務。

　　同時，全社會“社會工作”和“社區工作”的意識尚未形成，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的學生去應聘，十有八九不得不跟招聘方解釋什么是社會工作。參加工作后，又往往被當成護理或干脆是勤雜工來使用，這導致另一個問題的產生：需求方根本不知道社會工作的專業性，而更愿意花很少的錢去找便宜的非專業勞動力。市政協常委駱新表示，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社工體系已經非常完善和專業，社工們是維系社會健康運轉的重要力量，他們在預防犯罪特別是預防青少年犯罪、老人陪護等扶持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方面，已經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環。在香港，平均每1000人中就有1人是職業社工，上海若以此按人口數量推算，職業社工至少應有2萬。

　　在上海，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和“社區工作者”仍是新鮮事物，無論從管理制度、職級、待遇，到觀念、后備人才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缺陷，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供需錯位”。一位擔任基層社區管理工作的社區書記反映，大學里即使是學社工專業畢業的，考出任職資格的學生，在面對實際工作對象時，往往表現出不知所措，缺乏溝通能力、說服能力、組織協調能力，更不要說吃苦耐勞的對壓力的承受能力。很多社區基層管理者也反映，由于社工、社區工作目前待遇不高，大多數畢業生即便以此就業，也大多是權宜之計，流動率很高。

　　此外，公共財政相對于社區服務領域配套還不完善，譬如財稅部門大都把民辦非企業組織的社區服務活動視同企業，各項稅收概不優惠；而適用于各類企業的優惠政策，民辦非企業組織卻不能享受。

　　委員建議：加大政府購買力度，扶持社會組織發展

　　市政協常委駱新認為，應依靠政府職能轉變，加大政府從專業服務機構采購的力度。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高速發展，許多社會問題也隨之增加，社會工作者職業涉及的面極其廣泛，醫院內從事病人心理疏導工作的人員，司法機構處理和疏導家庭糾紛的人員等都屬于社會工作者范疇，在國外，收養小孩在程序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由專業社工去申請收養的家庭實地考察1到3周，但類似的職能在我國則由民政部門的公務員完成。應該聘請社會組織把社會工作從民政、司法、衛生等執法系統中剝離出來，進行市場化、社會化運作，從而產生大量的社會工作機會。

　　政府從專業服務機構購買服務，無形中可以引導、培養社會組織的發展，通過稅收及各種政策的扶持，可以由這些專業社會服務機構與各種基金會、慈善家結合，拓展社會公益服務資金渠道，逐步改變全部由政府出資的資金來源方式。在此基礎上，在社區家政、居家養老、社區教育等方面，可以嘗試社區服務社會化、市場化運作，根據服務對象層次、收入水平設計不同的服務項目，提供菜單式服務。

　　為此，委員們建議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培育、扶持社會組織發展。把社區服務納入社會發展規劃，像抓產業振興那樣，著力發展社區服務。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力度，將社會組織納入稅收優惠政策適用對象的范圍；將政府應對危機的1600億元拉動內需投資的1%，用于擴大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承擔的服務項目；在運作上應實施分類指導，重點扶持，培育有活力的社會組織，引導向產業化發展。政府應購買與監督并重，確保資金有效運用，形成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多層次社區服務事業發展模式。同時，充分發揮工、青、婦等群眾團體在社會組織建立、管理、發展中的引領和樞紐作用。在當前著力培育能夠協助政府承擔社會事務管理、提供公益性服務的社會組織，擴大社區服務，拓展就業崗位。

　　建議建立政府購買服務的信息發布平臺，努力使信息公開透明，形成有利于社會組織公平參與的社會環境。委員認為，由于社區服務利潤水平較低，還可以建立一個規模經濟和統一的協調平臺，目前，僅憑各區縣街道“小打小鬧，單打獨斗”式地搞社區服務，完全不足以支撐業務延展，建立起市一級的、市場化運作的“社區服務運營中心”，可以統一平衡協調各區分中心的市場運營，在服務理念、服務標準、服務品牌、人員培訓、物流配送等五個方面，利用信息系統實行統一管理，但在服務內容設計、服務價格制定、服務特色選擇等方面，各區分中心和各社區服務中心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權。

　　此外，應建立高校畢業生參與社區工作的發展通道和上升空間，形成到社會組織也是創業就業的理念，鼓勵大學生到社區就業、到社會組織就業。而作為從事人才培養的高等院校應在課程設置、實訓課安排等內容上考慮如何設計與一線需求相結合，以社區、社會服務崗位為定位的專業。市政協常委左學金認為，鼓勵大學生投入到社會事業中，還需建立一個覆蓋全民的基本社會保障體制。現行社會保障體制將就業人群分為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城鎮正規就業、城鎮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征地農民、農民等不同人群，影響了不同人群的福利，降低了大學生進入基層服務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