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梅

　　如果有個“丟手機”大賽的話，在我們單位，我和同事孫燕君老師會是當之無愧的冠亞軍，但我們的后續行動大相徑庭。我十年前咬咬牙買了三千多塊錢的手機，沒用半年就丟了，傷心之下又換了兩千塊錢的。隨后每丟一次手機，就去買更便宜的，直到現在用積分兌換的、經常不在服務狀態的廉價機。我一度以為這是最符合邏輯的做法，直到我遇到孫老師。她丟了一千塊錢的手機，自我安慰說正想換一個，換了個兩千塊錢的；不到一個月丟了，鼓勵自己“我就不信我不配用好手機”，換了個三千塊的；小半年后又丟了，一怒之下換了個四千塊的……毫不夸張地說，孫老師多次讓我意識到所謂“思維定式”的局限性，而這種反思可以落實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當我看到最近“超七成年輕父母‘只生不養’，‘獨二代’倍感寂寞”的新聞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集體思維定式真是害人不淺。現在的年輕父母工作繁忙，工作日大都由祖輩負責照顧小孩，按照傳統的思維定式，這樣的父母必然會忽略孩子成長，隔代教育必然會有這樣那樣的弊端，結論是“獨二代”的成長環境簡直是有史以來最差的。其實，果真如此嗎？首先，父母對孩子的影響，跟父母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并不成簡單的正比，更重要的是相處的質量。如果父母對待工作和育兒的態度都是熱情并且讓自己感到幸福的，那么孩子也能傳染到這種情緒，哪怕每天只相處一個小時。相反，無論是忙于工作把孩子托付給別人，心里卻不認可這種安排；或者整天跟孩子在一起，心里卻埋怨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這兩種情況，都很難讓孩子感到快樂。工作著的媽媽們完全不必感到內疚，因為相處時間長并非是培養感情的唯一渠道，否則我們如何解釋一見鐘情？

　　再說隔代教育，難道只是“獨二代”的問題嗎？問問80后出生的‘獨一代’，問問70后、60后，甚至我們的父母，基本上都不是由父母，而是祖輩帶大。但要說到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家長，往往還是父母，而非祖輩。從中國女性進入職場開始，隔代教育就已經存在了，它難免會有弊端，但父母和祖輩的良好溝通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對此不必過于悲觀。

　　另外，“獨二代”們確實沒有兄弟姐妹的概念，但這也不會導致他們的必然“寂寞”。很多年輕父母會通過早教、小區會所、媽媽群等活動，有意識地引導孩子與其他同齡人接觸。還有父母提出“周末拼養”，由一對父母負責照顧幾個小孩，孩子們定期聚會，其他父母也可以解放出來放松一下。 《好媽媽勝過好老師》的作者尹建莉就說，年輕一代父母更愿意學習育兒知識，有更開放的世界觀。當然，80后父母也有問題，正如70后、60后父母各有特色一樣，但把棒子打在“只生不養”上，無疑是偏激而不了解內情的說法——當然，這符合了大多數人對80后負面的思維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