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叔叔不要殺我，不要殺我”，一女孩子邊跑邊求饒，但長刀還是捅破了她胸膛……讓我們記住這個悲慘至極的日子：2010年3月23日7時25分許，一中年男子手持長刀，在福建南平實驗小學門口刺向了正在等待上學的孩子。55秒，8死5重傷！(3月24日《都市快報》)

　　學校，尤其是小學，應該是最平安最安全的地方。然而，誰能想到在校門口會發生這樣的悲慘事件？設身處地地想想，任何人的孩子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制造這樣慘絕人寰事件的，是個落魄的外科醫生，名叫鄭民生，生于1968年，中專畢業，未婚，此前已被辭退。該兇犯初步供出作案動機：1.周邊的人看不起他，講他不清楚，有桃花病；2.婚姻不順，女友遲遲不與其結婚；3、謀新職不成，覺得活著沒意思……由是觀之，這是他有預謀地報復社會。

　　這不是“南平寓言”，這是殘酷的“南平現實”。進而言之，這是可怖的“中國現實”：即使鄭民生最終被鑒定為行兇時確系精神病發作期，然而，在急劇變動的社會轉型中，越來越多的人像鄭民生一樣被拋下高速運轉的競爭戰車，成為失敗者，環境與社會同樣是有責任的。

　　無論鄭民生是否精神病，他的心理扭曲變態是確鑿的、肯定的。這讓人想起著名的“愛斯基摩結構”：狗拉雪橇是生活在北極圈的愛斯基摩人最重要的運載工具。怎樣才能讓狗多拉快跑？愛斯基摩人將狗分成兩個層次，前面是一只領狗，后頭有N只力狗。他們給領狗制造許多特權：它單獨享用食品，吃的是好肉，吃飽又吃好，并獨享最好的狗舍，還從不挨鞭子。而后面的力狗，全然不管飽，眾狗一起搶食吃，住的則是“大通鋪”，拉雪橇時還常被主人狠抽鞭子……于是，這些力狗都含恨在心，拉雪橇奔跑時都想趁亂咬上領狗一口，以解內心之恨。但領狗的韁繩長過力狗韁繩二尺有余，力狗根本就夠不著。而力狗要咬領狗，勢必要拉著雪橇飛跑，反而讓長韁繩中的領狗近乎空跑，力狗怎么也咬不著領狗那“傲慢的尾巴”。這就是“愛斯基摩結構”。

　　在“南平慘案”中，把鄭民生比喻成最落后并且是最想咬領狗的“力狗”，這應該沒有問題：但他顯然是咬不著“領狗”的，于是他就去咬同行的力狗，甚至是最容易咬得著的力狗的幼崽———未成年的孩子，結果真就是咬得極為喪心病狂。“力狗的內心總是充滿了仇恨的陰暗，它們拉雪橇跑得殺氣騰騰，即使在光明與純凈的北極，也從它們的眸子里看不到光明與希望……”有智者如是云———甚至更可怖的是，還發展成為鄭民生般的極端的“愛斯基摩變態結構”！

　　就算最終真的“凌遲”了一個鄭民生，那也是解決不了社會深層問題的。所以我們要著力重塑文明健康的人與社會，從點滴做起。一些基礎工作要從長計議，比如人的信仰的確立，比如社會的關愛，比如人文的涵育，比如教育的熏陶……哪一節若是脫節了，“潛移默化”就會成為“潛移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