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近日，北大招生網公布了“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的初審合格名單。獲得2010年推薦資質的39所中學一共向北大推薦了90名學生，全部經過了北大校方的初審，并進行為期一周的公示。推薦學生中鮮有明顯的偏才怪才，獲得推薦的學生素質普遍比較全面，成績優秀，競賽獲獎。這些學生，無論是走原先的保送制度，還是參加高考，上北大都絕不成問題。此前媒體就稱“推薦已變成一場考試分數的大比拼”。

　　  輿論對校長推薦制的失望，對自主招生改革的恨鐵不成鋼，在一聲“鮮有偏才怪才”的嘆息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其實對于“鮮有偏才怪才”的推薦結果，輿論和公眾根本不用裝出很驚訝和很惋惜的樣子，這是一個預料中的結果，一個由現實條件所約束的結果，也是一個把防范腐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輿論所助推出的結果。

　　現在回過頭來看校長推薦制所引起的這場輿論爭議，充分顯現出這個社會的人格分裂和矛盾糾結。校長推薦制剛推出的時候，爭議焦點指向的都是“校長推薦隱藏著巨大的腐敗空間”，公眾憂慮腐敗的口水足以讓推薦制胎死腹中。而眾目睽睽下的推薦實踐，證明了校長推薦實際很難發生腐敗，輿論才恍然大悟：被北大忽悠了，原來改革是假，掐尖是真。于是迅速把批判矛頭指向“掐尖”，質疑校長推薦的標準為何與高考評價標準又一次嚴重趨同，為何不推薦偏才怪才。

　　寄望校長推薦偏才怪才，本就是輿論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

　　北大說過校長推薦是為給偏才怪才機會嗎？根本沒有，純粹是輿論對校長推薦制一廂情愿的解讀。其實北大給校長規定的推薦標準，已經隱含了對“偏才怪才”的否定。成績優異、綜合素質高最重要，有突出特長只是一個輔助標準；隨后，學生不僅要過北大的面試關，還必須參加高考，高考成績按北大錄取分數線降30分錄取——偏才怪才根本通不過這層層關卡。正如有校長坦言，起碼降100分錄取，偏才怪才才有機會，否則根本通不過高考。

　　在制度整體巋然不動、高考改革漸而不進的情況下，寄望北大能單兵突進，在吸納偏才怪才上有“不拘一格”的激進改革，這是不切實際的期待。正是這種脫離現實的急躁，使我們賦予了校長推薦制過多的改革意義，妨礙了我們看到北大這一制度的真正所指：跟清華搶人，與清華所領銜的、排斥北大的五校聯合自主招生抗衡。

　　寄望校長推薦偏才怪才，然后，更是輿論一種葉公好龍式的期待。

　　此次鮮有校長推薦偏才怪才，輿論一片嘆息和驚訝，可如果有幾個校長推薦了偏才怪才，爭議和質疑聲估計會更大，校長推薦制會更被批得體無完膚。事實上，此次校長們所以都選擇了推薦那些成績好、分數高的學生，既是在迎合北大設定的“掐尖”標準，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輿論的標準。“非不能也，是不敢也！”南開中學校長宋璞一語中的，道出了自己的無奈，因為受到諸多限制，他不得不采取以分數來作最后定奪。許多校長都表達了這種“不敢選怪才偏才”的無奈。外界對校長的猜忌，公眾對學校的不信任，都讓他們感到難以按自己個人的意見自主進行推薦。輿論洶涌的不信任，逼著校長們只能按分數—這個最能為公眾所認可的標準去推薦學生，而放棄其他標準。

　　回想一下近段時間的輿論，自校長推薦制推出之后，對校長權力的懷疑就一刻沒有中斷過。校長們由于被賦予了推薦學生上北大這種巨大的權力，被架到了輿論質疑的烤架上，人們的眼睛都緊盯著那些獲得推薦資質的校長身上，在潛意識中把校長們當成了一個個準備利用這個權力大搞腐敗、大把收錢的人—當有人說校長推薦制就是為了給那些怪才、偏才一個上北大的機會時，立刻有人惡狠狠地反問：怎能推薦怪才和偏才，怪才偏才的標準是什么，沒有標準的話還不留下巨大的腐敗空間。

　　這種巨大的輿論壓力下，有幾個校長敢冒著被輿論口水淹死的危險去推薦一個怪才？為了迎合輿論的口味，為了回避決策的風險，只敢遵守最傳統、最沒有爭議、最不會惹事的那個標準：考試成績。這是一個硬杠杠，誰成績最好就推薦誰。你可以批評校長們不敢負責任，沒有底氣作出獨立的選擇并為這種選擇承受壓力—他們確實不敢。可問題并不出在他們身上，而是輿論對他們的猜忌，不愿給校長推薦以基本的信任，心中始終保持著那種根深蒂固的對腐敗的憂慮。

　　這種憂慮下，對偏才怪才只不過是葉公好龍式的愛好罷了。以喜好偏才怪才的姿態表達對正統教育的痛恨，一旦真正面對“要錢鐘書還是要公平”的選擇，他們還是毫不猶豫地宣稱“寧可放棄一萬個錢鐘書也要基本的公平”、“分數和應試即使很壞，但也是大家公平地承擔”。人不能揪著自己的頭發將自己提離地面，公眾克服不了這種心理障礙，校長們當然也不能，中國教育更不能，于是校長推薦制必然就會有今天這個結果，這是自主招生在當下制度背景中無法逃脫的宿命。

　　也許等到明年、后年輿論對校長推薦的關注沒如今這么多了，猜忌沒這么強烈了，校長能真正地自主起來，偏才怪才才會獲得一點兒被推薦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