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產品發布單位可以建立類似汽車行業等的“產品召回”制度，并建立誠信檔案，采取防止二次侵權的措施。不論是審讀文章或書稿時發現抄襲剽竊者，或事后發現，都要將作者列入“黑名單”，并且通過同業組織等，定期互換這些“黑名單”，大家聯手懲罰少數有劣跡者

　　各級各類學術單位都很看重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或正式出版的專著，認為這才算“公認的成果”。搞研究的人也把發表、出版成果作為工作的“最終目標”。于是，學術期刊社或出版社作為學術產品的發布單位，其“鑒定把關”的作用及其“公信力”被不斷抬高，似乎準予發表或出版的成果就是“修成正果”了。且不說編輯們有沒有足夠的把關水平，如今學術界在急切的功利追求之下制造的大量“學術垃圾”，已使期刊社、出版社不堪重荷。雖然推出了不少優秀成果，但粗制濫造之作實在不少，抄襲剽竊之作也挾勢潛行。

　　“顯性”剽竊一目了然，“隱性”抄襲移花接木

　　一二十年前，當人們偶然發現某期刊發表了抄襲剽竊之作，第一感覺總是這家期刊的工作出了問題。除了譴責抄襲剽竊者，更多的批評針對編輯部的不負責任和編輯的業務不精，因此期刊社壓力很大，還會影響它評優、爭先進等等。有些期刊的編輯部對這類丑事就諱莫如深，不得已才披露。那時，本人有過兩次被抄經歷，最終都不了了之。

　　一次，某名牌大學的一名副教授將我專著中的一章改頭換尾，在某學報上作為他的成果發表了。我發現后要求編輯部公開處理。該刊主編出面向我訴說：他們編輯部是“先進單位”，事情敗露會有不利影響。主編是同行熟人，我體諒他的苦衷。后來他設法私了，令抄襲者給我寫檢討信并將稿費轉寄給我。結果，稿費未收到，檢討信倒收到一封，信上云：

　　“我……一篇學習性陋文，大部分抄襲閣下大作……實屬剽竊，造成不良影響，性質嚴重。……給與批評，我虛心接受，認承(承認)錯誤。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懇請閣下多寬容，允許我改正懵懂一時之過失……”

　　檢討信寫得還算懇切，我也就不再追究。豈料，此君“虛心接受”、堅決不改，此后在他的“專著”中把抄我的這部分內容又照單全收。

　　另一次更離奇。我發過的一篇文章，在很少改動的情況下，兩年后在同一雜志上又“出現”了，作者換了別人。為此，該期刊主編向我檢討：“是我一時糊涂！這兩篇文章都是我經手編發的。”主編沒有作任何處理的表示，要我“成人之美”。這樣也就作罷了。

　　目前人們普遍關注的抄襲剽竊現象是“顯性”的：兩相對照，一目了然。但有更多的抄襲剽竊是“隱性”的，不那么容易被發現，在嚴重程度上或許略次，但其危害性卻不允小視。如小篇幅地“引用”他人的關鍵學術觀點、論證論據或精彩實例，掠人之美，而在文中不作提示。又如大篇幅地裁剪加工，編譯他人文章，當作個人成果署名發表。更有“足智多謀”者，設定一個主題，圍繞中心思想，收集不同國別、不同年代的他人的研究成果，經過一番“去粗取精”，移花接木，穿針引線，加頭續尾，連綴成文。這類大作，有時甚至貼上“原創性”的標簽，其實不過是集他人勞作之“大成”。(當然，介紹學科情況、交代材料來源的綜述性文章另當別論)。

　　發現一篇侵權之作追究一篇，不失為亡羊補牢之舉

　　近來，對于抄襲剽竊的討伐之聲不絕于耳，大家討論學術體制和學術環境、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力圖從宏觀上深層次地解決問題。我覺得，這種努力或許會取得一定效果，但短時期似乎看不見曙光。學術腐敗已成頑疾，需要“綜合治理”。其中學術產品的發布單位是應該有所作為的。千丈之堤，毀于蟻穴。長期以來，一些期刊編輯部和出版單位對抄襲剽竊行為事先未能嚴格把關、事發后則敷衍搪塞，也是釀成今日惡果的原因之一，難辭其咎。

　　防患于未然固然重要，但發現一篇侵權之作追究一篇，也不失為亡羊補牢之舉。學術產品發布單位可以建立類似汽車行業等的“產品召回”制度，并建立誠信檔案，采取防止二次侵權的措施：一、公開宣布召回侵權產品。最近中央編譯出版社召回把蔣介石等人名字錯譯的問題圖書，帶了個好頭，但這本書出的是翻譯質量問題，抄襲剽竊的問題要嚴重得多，當然更應該召回，不讓它們繼續侵害別人的著作權和糊弄讀者；二、發現抄襲剽竊，期刊社和出版社不能再遮遮蓋蓋，而要公布真相，承認自己的失誤，舉一反三說明整改措施，同時點名批評作者；三、迅速與期刊網等聯系，在相關網頁或檢索工具上對侵權作品貼上“抄襲剽竊”標簽，日后把它刪除，杜絕后患；四、建立誠信檔案，不論是審讀文章或書稿時發現抄襲剽竊者，或事后發現，都要將作者列入“黑名單”，并且通過同業組織等，定期互換這些“黑名單”，大家聯手懲罰少數有劣跡者。

　　有關管理部門自然也應加強對學術產品發布單位的監管，防止它們見利忘義為學術不端大開方便之門。

　　( 方夢之 作者為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上海翻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