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品在中學課本被刪減的事情似乎又成了關于愛國情感，文學情懷，學術素養的一件事，各方學者和代表不禁議論紛紛魯迅作品是否需要被替代。支持刪減者認為魯迅的文學水平雖高，但作品內容已脫離如今時代環境，應予刪減。反對者認為魯迅作品代表了中國文學作品的一種品格，應該永遠被人們習讀。紛紛擾擾的背后不禁會讓我們疑問：魯迅到底又觸動了我們那根神經？

　　魯迅不是語文課本的代表，魯迅作品也不是語文和文學的代表，文學及藝術作為一種精神形態是包羅萬象的組合體，正是因為其豐富多樣才讓我們心靈觸動，銘記于心。是一代文學大師，又是一個社會斗士，對社會丑惡進行有理有據的批判和討伐，對民眾和人心進行有張有弛的教育和警醒，這是魯迅及其文學作品留給我們最大的精神財富，我們懷念魯迅，欣賞他的作品無非是因為其在高水平應用文字的同時擔當了社會道義，表達了濟世情懷，體現了文人論證，文人愛國愛家愛大眾的可貴精神。

　　因此與其說是我們在爭議魯迅及其作品不如說是我們在爭議魯迅及其作品包含的精神元素和價值表現，是一些精神層面的追求和糾纏在觸動我們的神經，因此變得焦躁而敏感。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的語文課本令人遺憾地帶上了主觀主義和政治影響的色彩，由葉圣陶直接操辦了新中國第一代中學語文課文的編選，并針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教育目的，民眾的接受程度和學生的辨別是非能力定下規矩：“入選文章要加工，思想內容要加工，語言文字也要加工。”。因此為了意識形態，為了政治需要，為了人心穩固有些文章必須要上有些文章絕對不能上，有些文章則需要進行“深加工”才能上。比如，《紅樓夢》節選《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里的“酷愛男風，不喜女色”，朱自清《荷塘月色》里的“剛出浴的美人”和“蕩著小船，唱著艷歌”，聞一多《最后一次演講》里的“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里的“當你往孩子口里塞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一起散步的時候……”等，都曾隨教材主事者的眉頭一皺而人間蒸發，而這一切在現在看來是歷史的選擇卻不能當做今天的標準。

　　或許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單獨強調一種聲音的做法是情有可原，那么在“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已經過去了30年的今天，在文藝作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今天，我們就應該允許更多悅耳的聲音，更多美麗的話語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出現在正在不斷認識世界多樣性的孩子面前。

　　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的語文課曾經是那么單調、乏味、沉悶，選來選去總是那些面孔、那些篇目，盡管其中不乏好文章，但也充斥著一些非語文因素而進入教材的文章。如何選擇和安排語文課本的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們在看待世界，進行思維時的向度和緯度，代表了我們對事物的接納度和容忍度。

　　我們應該明白對魯迅作品的刪減并不是對魯迅及其作品的漠視，而是一種鼓勵和歡迎不同聲音，不同作品的積極心態和包容情懷，中國的作家群體不勝枚舉，優秀作品更是層出不窮，語文課本哪會包含所有的優秀作品，肯定有許多優秀作品由于各種原因未在課本中出現，那么我們如今讓那些曾經沉默的優秀作品選入課本為孩子啟迪思想，美化情操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魯迅作品的刪減只是魯迅風格的作品少了但更多風格的作品多了。

　　“人生憂患識字始”，識字是從語文課開始的，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我們從語文課開始認識世界，培養世界觀，價值觀。課文并不一定都要體現所謂的“高雅”，而將“通俗”拒之門外，至于“誰取代魯迅”這樣的憂慮更是多余，這根本就是一個無趣的命題，因為優秀作品都會給人以美的啟迪和美的享受，優秀作品和它蘊含的美是誰也替代不了誰的。

　　好的事物可以促進我們的發展，但固守某種好的事物而不去認識和選擇其他好的事物就是一種思想上的狹隘和作風上的保守，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包容、開放，創新的時代，我們有能力辨明是非，選擇美丑。大眾的智慧更是無窮的，面對紛繁的世界他們并不缺乏選擇的能力，缺乏的是沒有選擇項和選擇品。

　　人類的高貴決定了他們不宜被按照養雞的模式培養，成語“揠苗助長”也不宜無節制地放大成一種教學警告，畢竟，人不是苗。在當今我們的思想需要不斷開放和包容的時候，我們不需要太多一種機械式的、無謂的、一對一的替代，世界豐富一點，生活多彩一點不是壞事而是好事。

　　魯迅先生也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所以語文課本這條路，文學作品這條路，包括思想內容，意識形態，價值觀這條路，也需要多走走，因為這個世界太豐富了，我們應該在真善美的前提下更多地去接受包羅萬象的文化和文明，要扛魯迅的精神思想旗也要走魯迅的包容多彩路。

　　作者：黃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