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學校辦公室 陳藍藍

　　《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報告(2009)》指出，2008年畢業的559萬高校畢業生中，有73.56萬人畢業半年后仍處于失業狀態，有16.51萬無工作無學業又沒有求職和求學行為者，即所謂的“啃老族”。與此同時，在高校繁忙的就業季節，校園里也悄然出現了希望通過進入婚姻而避過就業難題，過上舒適生活的女大學生“急嫁族”。

　　“經濟不景氣，回家找爸媽”的“啃老族”和“找不著工作，出門找老公”的“急嫁族”，作為高等教育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獨特現象，一方面折射出部分大學生焦躁盲目的心理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會轉型時期大學生教育困境及就業困境，同時更帶來了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職業生涯缺乏明確定位、就業期望過高是大學生“啃老族”、“急嫁族”形成的內在原因。我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占全國總人數的比重僅為5%，遠低于美國和日本的35%和23%。我國的大學畢業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本不應出現大學生就業困難的狀況。但據調查，大學生畢業后選擇去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就業的占70%，愿意到國家機關就業的高達50%，而來自鄉鎮的畢業生僅有2%愿意回到家鄉工作。與此同時，我國西部等邊遠地區、中小企業和基層需要大學生的智力支持卻得不到有效滿足。這種勞動經濟學上的“選擇性失業”是大學生“高不成、低不就”就業觀的集中反映。

　　中國傳統的家本位特點和家庭的強關系加劇了大學生對家庭的依賴程度。中國家長重視子女的身體健康，而忽略了關系其人格成熟的精神性指標。大學生在溺愛中難以形成獨立的人格取向，走不出“精神斷乳期”。面對激烈的就業競爭，重回家庭或尋找新的依靠便成了一條捷徑。

　　用人單位的“唯高學歷是舉”和一定程度上的性別歧視客觀上為“啃老族”、“急嫁族”的形成推波助瀾。近年來的高校擴招造成勞動力市場大學生供給“虛火旺盛 ”，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并未帶來大眾化的就業觀和用人觀。縱觀各路招聘會，無不高舉“碩士、博士”的學歷要求；而女大學生畢業后面臨的婚姻和生育等客觀問題，與用人單位希望降低勞動成本、提高勞動力使用效率相矛盾，就業競爭加劇。部分大學生尤其是女大學生在對“體面就業”的遙遙盼望中自覺加入了“啃老族 ”、“急嫁族”大軍。

　　“啃老族”、“急嫁族”的出現是社會變革之痛。讓他們以更健康的心態步入社會，成為創業、奮發、拼搏的一代，需要他們自身、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盡早進行職業規劃、提升自身競爭力是改變大學生就業劣勢的根本保證。只有切合崗位需要、創造價值才能被用人單位所青睞。進入大學開始，大學生便應該在認清自我特別是與專業相關的專長的基礎上，鎖定職業目標并有意識地為此付出努力。這包括在能力上扎實學好專業理論知識，創造機會參與實踐、增強處理實務的能力；包括在行為養成方面，積極參與集體活動，形成團結協作、艱苦奮斗的精神；更包括在自我認識上克服好高騖遠和眼高手低的慣性。

　　轉變家庭教育理念，培養孩子的自立意識和責任意識是新時期“望子成業”的有效途徑。傳統的親子一體化關系意味著家人對子女全方位的無條件的奉獻，造成其長大后對家庭的習慣性索取和依靠。改變以往的教育理念，由“授子以魚”轉變為“授子以漁”，培養其敢于挑戰、不斷超越和自由發展的意識，通過承擔責任來實現自我價值。

　　高校開展職業匹配教育和就業心理輔導，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擇業觀，是高等教育大眾化改革的應有之義。專業化、精英化教學模式的天然缺陷容易導致學生自我期望過高而又不適應現實社會。高校可以通過借鑒先進經驗，保證必要的人員編制和經費投入，建立系統的課程培訓，邀請專業人士為學生進行求職心態的調整和擇業技巧的教授，甚至通過“一對一”的輔導，引導學生在實現自我的過程中，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擇業觀，努力尋求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匯合點，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能夠發揮個人聰明才智的地方去。

　　努力營造公平、公正的就業環境是促進大學生充分就業的必要保障。盡快出臺《反就業歧視法》，通過立法來反對形形色色的就業歧視，保護勞動者的就業平等合法權益；通過培育單位公平理性的用人觀念，承擔起提供經驗培訓的社會責任，實現“人適其位、人盡其才的”的人崗匹配，創造和諧健康的用工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