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河南的一些大學畢業生因助學貸款未還清，離校時畢業證被學校“暫扣”。此事頗具爭議性，引起熱論。

　　大學生助學貸款“放時容易收時難”，這是一個老問題，自國家助學貸款這種新的救濟方式產生之日起，類似問題就困擾著高校、銀行和有關政府部門。之所以讓人撓頭，原因不難理解：“包分配”的就業模式一去不復返之后，大學生就業日益多元化，流動性的劇增，讓計劃經濟模式下的畢業生流向管理變得不再靈光。一些大學生畢業后或者連續跳槽，或下海擺脫“單位人”身份，或出國工作學習，此時，如果一些人確實還不起貸，或不主動還貸，甚至存心拖欠，學校和銀行要想追債，光是“尋人”的成本就將非常可觀。

　　追債成本居高不下，讓不少省份的國家助學貸款面臨困境。其惡果就是：前人犯錯、后人遭殃，在一些地方，由于違約率太高，已無一家銀行主動愿意承接助學貸款業務，最終損害的還是貧困大學生群體的利益。

　　由此不難看出，河南一些高校“扣押”畢業證之舉，實屬無奈。事實上，通過回顧歷史，我們還發現，幾年前正是“河南模式”的出現，破解了大學助學貸款的困局，讓當地銀行重新回到了談判桌前。按照新模式，銀行、學生、高校、資助中心簽訂四方合同，其中高校要承擔大部分的管理工作。新模式還確定了 14%的風險補償金，財政和高校各出7%。違約額低于風險補償金時，剩余部分獎勵給高校；反之，高校則要負責超出部分的50%。顯然，“河南模式”的實質，就是讓學校承擔了更多責任，而既然被推到了前臺，就會想方設法(如暫扣畢業證等)“收債”，也就必然更容易得罪學生。

　　然而，正是這種無奈之舉，暴露了我國助學貸款制度的軟肋。一個淺顯的道理是，教育畢竟不是一個簡單的商品交易過程，它具有“外部性”，且涉及面廣，不能套用“一手交錢一手發證”規則；更不能像樓市一樣，你不還完貸款銀行就可扣押你的房產證。我們不妨借河南一些高校的“極端”做法，好好反思如何盡快補上制度之漏。

　　在現實生活中，“誠信”不單單是一個道德名詞，而更表現為一種契約關系。所謂道德自覺，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必然是多種制度約束的合力所致。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一旦國家助學貸款的還貸流程存在漏洞，難免會間接對一些學子“逃債”形成鼓勵。因此，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還必須盡快完善我國的征信系統，以及信用度的相關獎懲細則，讓惡意拖欠甚至打算逃債的畢業生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違約成本。而在征信系統尚未建立起來之前，不妨考慮將“欠債條”放入畢業生檔案，動態管理，一旦還清貸款則由高校發文到檔案所在單位核銷。當然，對于那些確實囊中羞澀的學子，還宜多些善意、適度寬限。

　　畢竟，我們必須強調一點：國家助學貸款是以“育人”這一社會收益為主，完善管理絕不應以收窄放貸面、放棄貧困大學生教育機會為代價，否則便是舍本逐末了。　　作者：徐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