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輿論多日的批評和質疑后，重慶市招生辦對今年發生在該市的較大規模高考生民族身份舞弊現象作了一次不痛不癢的回應。新華社的消息說，7月 7日18時許，重慶市紀委、監察局公布，對在違規變更高考考生民族成分中負有責任的石柱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湯平等15名干部黨內警告和撤職等處分；與此同時，重慶市招生辦宣布取消31名違規更改民族成分的考生的錄取資格。該辦還說，鑒于31名考生系青年學生，其中大多數系未成年人，為依法保護未成年人，本著“教育和保護相結合”和有利于青年學生成長的原則，故不對外公布這31名考生姓名及相關信息。

　　好一個“為依法保護未成年人”的借口！重慶市此舉，與其說是在處理此事的過程中自作聰明、以一個貌似人本主義的理由來逃避外界質疑，不如說是侮辱了公眾的智商，以類似“躲貓貓”式的弱智謊言來糊弄公眾、袒護既得利益者！

　　首先，重慶市招生辦的理由是31名考生“大多數系未成年人”，所以不公布考生姓名。這里的第一個問題是，就常識來看，現在的高中畢業生通常都在 18歲上下，年滿18歲和未滿18歲者基本各占一半，在沒有公布信息的前提下，單憑重慶的說辭，人們無法相信這31人恰好“大多數”是未成年人。考慮到他們的民族成分能造假，年齡造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即便按照重慶的說法，“大多數”的概念，說明31人并非全部是未成年人，既然其中有成年人，憑什么讓這些成年人享受未成年人的庇護“待遇”？

　　其次，公眾質疑這些虛假民族成分的考生身份，要求重慶公布有關人員名單，其實并非批評考生本人，更多地是對參與造假者的批評和聲討。這些造假的參與者，有的是考生家長，有的可能是其他人，但有一點毫無疑問，那就是這些人大多數都是有“背景”有“手段”的人，正是他們弄權或者進行權錢交易，使重慶乃至全國的高考公平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因此，重慶以考生是未成年人的理由來拒絕公布造假者的信息，實則是偷梁換柱式的邏輯，是侮辱公眾智商，挑戰公眾情緒的愚昧之舉。

　　第三，即便這些考生全部是未成年人，也并非完全不能公布他們的信息。根據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媒體對未成年人違法信息的披露限制，僅限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重慶此事，并非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公布有關信息檔案，并非為了羞辱那些考生，而是為了信息公開，便于社會監督。如果按照重慶市本次處理的邏輯，那么將來任何違法亂紀的事情，只要搭上未成年人的邊，就能免于受到輿論和群眾監督，這是不可思議的。

　　第四，鑒于一個人的民族身份涉及到戶籍檔案資料等法定文件，記載這些文件資料的媒介是以戶口簿為主要載體的國家機關公文或者居民身份證。因此，有關人員為重慶考生違法改變民族身份，涉嫌變造國家機關公文罪或者變造居民身份證罪。對這些違法行為的偵查，不應該以其中涉及未成年人為由而免除，也不應以黨紀政紀處分來替代。

　　第五，重慶市過去數日來刻意對抗公眾和輿論質疑的行為，已經讓重慶在這件事情上失去了誠信，加之，鑒于變造民族成分事涉面廣，人員眾多，影響惡劣，參與者和查處此事者完全有可能是同一利益群體的人，因此，重慶的決定，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公信力。最理想的情況，應該由教育部會同公安部、國家民委來查處此事。

　　第六，如果重慶方面真的有誠意依法查處此事，其實完全可以采取一種既保護未成年人又不放過違法者的信息公開方式，比如，可以公布有關這31個考生的信息榜，如果考生本人是未成年人，那么可對其化名處理，但其他涉事者，則仍然應當以真名和具體單位來公布。

　　有關此次重慶方面處理民族身份造假事件的態度和措施，其實還可以找到更多的理由來駁斥它。但上述理由已經足夠。如果說，過去一些人進行利益維護，還習慣于“扯起虎皮作大旗”，那么這一次，重慶居然依靠未成年人撒謊，這樣的做法，不僅不能保護未成年人，反而給全國未成年人留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這是對未成年人赤裸裸的教唆和毒害。

　　回到事實本身來說，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是，能夠將考生的關鍵信息造假者，不是有錢人，就是有官方背景或者其他權錢交易黑幕。在這重重黑幕中，人們有理由作各種合理想象。可以說，只要重慶一天不公布詳細信息，公眾的質疑就一天不會停止。重慶這種愚弄公眾的做法，和陜西省在處理“周老虎”事件中的行為如處一轍，如果它一意孤行下去，只能落得更為尷尬的局面。　　作者：陳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