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年之末，畢業者畢業，放假者放假，大學生們突然發現信用卡變得難辦了。招商、中信、興業等多家銀行紛紛叫停大學生信用卡辦理，建行、中行、工行等雖未全面停辦，但也將授信額度從幾千元降到幾百元。

　　信用卡“扎推”進入大學校園的時間不過三五年，這段短短的“蜜月”是不是該早早結束？事實上，大學生信用卡的冷熱沉浮，不僅映射出學校和家庭關于信用、理財教育的種種缺憾，也折射了金融機構業務操作及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種種缺憾，需要各界多方反思。

　　“信用”二字是信用卡的根基，無信用則無信用卡。但信用并非由基因決定，可以說是一種后天養成。兒時，父母教育孩子“要誠實”、“不撒謊”、“說到做到 ”，這種信用啟蒙伴隨個人成長，貫穿了整個學校教育階段，使人成為守信之人。走過十多年學海生涯的大學生，曾被喻為“天之驕子”，理應是信用觀念最為健全的社會人群之一。但信用這一人之基本屬性在當代大學生身上占有何種分量，仍值得做一番考量。

　　大多數銀行都坦言，控制大學生信用卡較高的呆賬、壞賬風險是其停辦學生卡的主因。反思校園之內，種種不守信現象似乎都可能推導出信用卡失信的結果——— 有的大學為防止考場作弊頻生，要求學生考前簽署誠信承諾書，有的大學為確保助學貸款發放后得到償還，要求學生輔導員、導師、甚至教授為學生簽約作保。從另一角度，也可看出學校信用教育對學生信用度的影響作用，因為不少還未對大學生信用卡“一刀切”的銀行，已將學生辦卡受理對象限定為“211大學”等名校學生。這盡管是一種“非同等待遇”，但確實反襯出某種大學生信用教育的校際差別。

　　與信用教育同樣重要、也密不可分的是理財教育。由于單卡透支額度可達三五千元，一些辦卡學生超常透支、無心償還。時見媒體報道，一張幾千甚至萬余元的催款賬單驚現家長信箱中，因為他的孩子認為自己只是“刷卡一族”、“透卡一族”，而刷錢和透支之后的還款問題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現實之中，不少學生由于沒有理財經驗，更沒有理財責任，就是這樣從“啃卡族”演變為了“啃老族”。不可否認，當前相當部分大學生還缺乏與自己及其家庭經濟條件相適應的理財能力，背后則是缺乏來自家庭、學校的科學有效的理財教育。

　　除了持卡人教育，發卡人也應重新審視和改進自己的業務操作方式。當年，各家銀行搶灘校園，多點設攤，爭奪學生客。僅憑身份證甚至學生證，一紙當場填寫的申請書，以及一兩件附贈禮品，就輕松完成發卡流程。眾多學生人手持有兩三張不同銀行的信用卡以及小禮物，在短時間內造成了校園信用卡泛濫，有的卡成了長期不刷的“睡眠卡”，有的卡成了單筆透支的“消費卡”。這些銀行當時完成了發行指標，卻增加了日后大量信用風險。

　　與此相關的問題，在于社會“誠信庫”建設還有待完善。不少大學生信用卡主人的“失蹤”是由于他們畢業離校后，去了學校所在地、生源地之外的第三地就業，由此賬戶欠款無從追索。如果各地個人征信體系發達，并能實現跨地域的聯合征信，那么大學生辦卡之時就進行征信系統賬戶的信息捆綁，今后無論畢業流向在哪，都可追溯至這一信用賬戶。這陪伴個人終生的一筆筆信用記錄，也將無形增加大學生按時如期還款的約束力和責任心。

　　大學生是誠信公民的主體之一，對于有一定消費和經濟能力的大學生們，校園時期的信用貸償行為有助于他們養成良好的消費習慣，累積良好的誠信記錄，順利走上工作和生活之路，為社會誠信體系添加基石。因此，大學生信用卡不應如此“短命”，或者說它還應東山再起，但在此期間，很有必要補上信用和理財教育這一課，改進發卡機構校園業務規程，并進一步健全整個社會信用系統。徐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