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看來，北大此舉應該得到人們(包括何川洋本人在內(nèi))的感謝。

　　假如何川洋被北大錄取，那么他的一生都會背負一個枷鎖。說到這里，筆者想到了一個人——今年高考中寫出滿分作文《站在黃花崗陵園的門口》的周海洋。對高考總分并不高的周海洋，一些大學伸出了破格錄取的橄欖枝，然而，他說：“……我認為他們不應該錄取我。如果真要錄取我的話，應該在我繼續(xù)讀一兩年之后，拿到達到或接近它的分數(shù)之后再錄我。不能憑一篇作文就錄取我，對于那些考了很多年的同學，這樣確實不公平。”筆者不想對比兩個人的境界高下，只想說，何川洋想要被人尊重的話，他首先應該自重，要學會尊重“那些考了很多年的同學”，要心有公平。

　　一個學生從小學到高中畢業(yè)，不知道要填寫多少表格，不可能連自己是什么民族都不懂，那么何川洋是否真的認為改了就改了，沒什么大不了的？與冒名頂替上大學的“羅彩霞案”相比，此時改民族“未遂”，彼時改名字“既遂”，兩者給我們的思考是一樣的——同齡的年輕人之間如此相互傷害，已不僅僅是父輩的權(quán)力、金錢的問題，更是我們這個社會給予年輕人怎樣一個環(huán)境的大問題。如果不忌憚違背公平公正、違反人性良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那么這個社會的健康就越來越少，希望就越來越小。北大棄錄何川洋，可以防止何川洋在歧路上走得更遠，可以警示更多的父輩和年輕人。整個社會的公平是如此重要，當然不是一個單位一個人所能維系的，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應該贊賞北大此舉，也很有必要感謝北大此舉。

　　何川洋也不必心灰意冷，人生路上摔一跤未必是什么壞事，站起來往前走就好。如果何川洋、周海洋今后都真正成才，那才是這個社會真正需要的佳話。

　　(廣西 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