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長期默默無聞的二三線城市，能夠在國內媒體上一夜成名，無外乎兩類原因：作為突發性重大災難事件的發生地，例如礦難；或是地方性丑聞的全國性大曝光，比如這次的吉林松原、九臺和農安縣等地的高考舞弊事件。

　　從媒體揭露的家長圍攻警車、阻撓屏蔽車，乃至追打監督考場的老師，再到考場內學生公然搶奪他人試卷、威脅監考老師等情況，凡此種種，會讓每一個曾經認認真真參與過高考這場全國性知識大檢閱的人都震驚：原來高考也可以這樣徹底被顛覆。

　　奇怪的是，地方政府的結論卻明顯與媒體的調查相左：不過就是個別不務正業的老師、膽大包天的學生及家長的個別行為，當地的高考依然“正常有序”。

　　問題在于，媒體的調查是長焦距加上短焦距的曝光，不可能僅憑幾個鏡頭就把全部“有舞弊嫌疑者”一網打盡。而當地政府的處理倒也非常果斷：抓個案，抓典型，但不忘記肯定“整體”和保護大多數。

　　如果媒體曝光的僅僅是所謂的個案，我們為之震驚的反倒是媒體的膽大包天和混淆視聽了；因為高考舞弊的個案，是一個長期且普遍存在的事實。僅憑幾個個案，松原等地不存在一夜成名的資本。只不過，我從媒體報道中親眼看到、聽到的那一幕幕卻很難讓我、同時也讓全國關注這一事件的人相信，這是一次媒體的集體性錯誤、夸大報道。

　　而倘若媒體報道的情況屬實，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地方政府又該如何面對？恐怕僅僅抓幾個替罪羊是不能解決“群體性”的舞弊問題；而自上而下的逃避，只能把一個本應該嚴肅面對的問題推向死角。

　　我們能理解，一旦證明媒體曝光的真實性，丟人的不僅僅是地方政府，甚至連其直接上級主管部門乃至最高教育行政部門都會為之顏面掃地。也為此，我很擔心調查者有沒有挖掘真相的決心和面對事實的勇氣。在面對巨大的壓力之下，不論是個人還是團體，選擇逃避恐怕是一種下意識的自我保護行為。

　　然而，處理群體性舞弊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面對，而不是逃避和隱瞞。而任何一絲的逃避和掩飾，并不能改變人們對于這一事件的看法，只能使其對于造就這類舞弊文化的外在環境有更深刻的認識。如果群體性考生舞弊還只能算是一次事故，那么群體性選擇繼續回避與矯飾，其體現的就是更為嚴重的價值錯位和利益沖突，其直接挑戰的就是大眾的良知和智商。

　　群體舞弊的主體已不是一個人乃至一代人，至少涉及了“兩代半”人：考生、考生家長和負有長期管理責任的資深政府官員。而舞弊泛濫的背后是德育和智育的雙重失敗。我們怎么能夠容忍這樣的雙重失敗在這“兩代半”人身上延續？

　　也許有人要說，既然法不責眾，總不能把所有涉嫌舞弊者都一一查證、處理。

　　然而，面對“群體性”事件，最需要優先處理的恰恰不應是所謂“責”，而應該是正本清源、分析成因，了解從何時開始、又在多大范圍內存在群體性舞弊問題，還需要了解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之下使得整個社會都徹底放棄道德和知識底線、全面投向集體舞弊的懷抱。

　　事實上，要檢驗群體性舞弊是否存在并不是沒有方法。在地方政府不能夠徹底查清舞弊范圍的情形下，不妨建議賦予各大高校一項特別甄別權：凡是此后招錄來自存在集體舞弊問題或者嫌疑區域的考生，均允許各高校自行組織一次入學水準鑒定；一旦發現不符合高招要求的考生，立即退回。再由教育部對于各大高校的鑒定結論進行統計，來一個“回頭看”：以此鑒定當年該地區的高考成績是不是存在水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水分。

　　筆者當然無意否認上述建議存在“歧視”嫌疑，存在所謂“株連”的弊端；可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道嚴肅的選擇題：是選擇讓高考的千里長堤最終潰于蟻穴，還是不得不在局部修筑第二道防堵堤壩，從而保障達到高考最大程度的公平？而這道選擇題背后體現的也正是選擇逃避和選擇面對之間的根本區別。(王鋼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