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家長最怕“飛鴿牌”老師

　　本報記者 張鵬

　　支教的老師來了——緊跟而來的，是家長的質疑。

　　時下全國各地廣泛開展的城鄉教師交流，旨在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城鄉教育均衡協調發展。但這項政策付諸實踐時，至少在偏遠的甘肅會寧，已經遭遇到現實的拷問——一些學生家長反映，大多赴農村支教的城市老師往往“并不安心”教學，自己孩子的學習成績因此大受影響。家長們說，“最害怕支教的(老師)不好好教，純粹走過場。”

　　時至今日，農村教育的師資仍然是擺在這個教育大縣面前的最大現實困境。和西部大多數農業縣類似，在會寧縣，由于大多數農村學校辦學條件艱苦，不少優秀的農村教師紛紛選擇了向縣城流動。令那些鄉村學校的校長頗為頭疼的是，“外面的教師調不來，本校的好教師又留不住”。

　　事實上，城鄉學校之間的“師資爭奪戰”早已沒有秘密可言。采訪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縣城中學校長透露：縣城的高中選拔老師，往往將目標鎖定農村老師中的教學優勝者。

　　于是，盡管整個會寧縣做了大量的努力，但代課教師在農村學校仍然顯得不可或缺。

　　根據會寧縣教育局提供的數字，會寧現有代課教師700多名。這個比例占到會寧教師總數的近1／10。

　　而在上個世紀50年代，在甘肅會寧，呈現的則是另一番景象。

　　據資料記載，1957年前后，大量天南海北的“右派”們被下放到會寧，他們中間，不少是從北京、上海來的大學教授。時任會寧縣委書記非常重視教育，沒有把這些來自城市的知識分子送到田間地頭，而是請進了學校任教，“當作一筆財富用起來了”。

　　“多元文化在會寧的碰撞，奠定了會寧教育今天的格局。”會師中學校長吳泰祥說。他將這一時期視作是會寧教育的“第一個春天”。

　　這段歷史在會寧官方的文獻中被濃墨重彩地記述并高度評價。除此之外，它還保留在當事人的腦海里，作為一種私人記憶存在。

　　“沒有右派老師，我連學都上不了。”回憶起自己的求學時光，會寧縣第四中學副校長張發倉動情地提高了音量。

　　1977年，張發倉初中剛剛畢業。盡管成績優異，但他只能“回家勞動”，原因很簡單，他“家庭成分不好”。恰好，負責招生的老師四川人何四祥看到張發倉的數學卷子，擊節叫好，并放出話去：“這個娃娃，我一定要。”

　　張發倉和“右派老師”的緣分一直持續到他參加工作。1981年，師專畢業的張發倉被分配到會寧一中任教。遇到的教研組長林四海老師同樣是一個“下放右派”。他至今記得：他的這位教研組長，只有一米五的小個頭，常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軍裝，“一沒課就去聽年輕老師的課”，然后耐心地指出年輕老師需要加以改正的地方。

　　“這些(右派)老師的人格魅力，影響了我的一生。”張說。此時乃至更早的一段時期，他所任教的會寧一中擁有教師不足百人，教師卻來自全國20多個省份。

　　這次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的浪潮，不僅改變了不少會寧籍學生的命運，更為重要的是，為日后大規模的“教育移民”奠定了必要的基礎，讓會寧教育找到了自信。恢復高考制度的30年間，這個人口數量僅58萬人的國家級貧困縣，累計輸送大中專學生4.5萬人，創造了令人稱贊的教育奇跡，被譽為“高考狀元縣”。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副省長郝遠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按照人口的承載力來算，甘肅的人口要比現在少850萬人才是相對合理的，即甘肅應該是1500萬人口左右，但現在甘肅擁有人口2620萬，需要大量的人口輸出，才能使得甘肅的生態環境較好。這樣的大量移民顯然不現實，不過可以通過教育移民來實現……教育移民，既可解決生態問題，又可解決生存發展問題，還可解決脫貧致富的問題。”

　　無疑，會寧的教育實踐，暗合了這個思路，論證了此方法的可行性。但現實的復雜恰在于，為會寧教育注入動力的這種優勢同樣慢慢在消失，維系階層流動的高考制度也變得越來越脆弱。

　　正如有識之士所論，“實現均衡教育，關鍵是師資。”現實的難題是，如何吸引優秀的師資到農村任教呢？

　　會師中學校長吳泰祥認為，在目前城鄉經濟差異明顯的情況下，要扭轉農村教師千方百計進城的局面，留住優秀人才，“絕對不可能”。他建議，關鍵是對農村教師的工資待遇進行傾斜。

　　這位校長注意到，近年來，會寧教育師資“近親繁殖”現象愈發明顯——不少會寧籍的大學生畢業后，再返回到他昔日求學的中學任教。

　　“氣度決定格局，視野決定未來。”吳泰祥坦言自己的憂慮。這位48歲的中學校長，曾萌生選派青年教師赴北京師范大學學習的想法，但苦于沒有經費支持，只好作罷。

　　回顧會寧教育發展史，會寧縣教育局副局長李鈞認為，“正是中等師范生撐起了會寧教育的一片藍天”。在他看來，中等師范學校培養的學生，恰是農村教育最需要的老師，能唱、能跳、能彈，“音體美綜合素質非常高”。

　　經過長期思考，這位先后從事過教學、教育管理的官員建議國家應該考慮恢復中等師范教育，為農村培養輸送留得住的老師，從根本上解決農村教育的師資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