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規劃，墻上掛掛？教育界人士提醒——

　　本報記者 李斌

　　“也可能有頭沒尾，連蛇尾都沒有。”談到《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的未來十年之路，資深教育記者周大平近日在“《綱要》如何防止虎頭蛇尾”論壇上這樣向社會預警。他說，“我憂慮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從推出以后到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大家漸漸淡忘掉了，到最后誰也不提起了。”作為一名參與教育報道20多年的記者，周大平經歷過許多教育政策的提出和實施，“一開始我們隆重推出一個什么計劃來，讓公眾生出了希望和期待，最后多半不了了之”。

　　有學者用8個字概括了《瞭望》周刊記者周大平的觀點：規劃規劃，墻上掛掛。

　　當舉國上下滿懷熱情為《綱要》建言獻策，眾多對教育現狀不滿的人士翹首期待它將帶來新的變化之際，以上這種警告和憂慮是否不合時宜？一些教育學者認為，這種憂患意識非常有必要。

　　著名的“4%”是一個頗令政府感到尷尬的數字。17年前出臺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就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但到2000年，實際情況距離這個7年前定下的目標還有1.13%之遙。要完全消除這點看起來并不大的差距，最樂觀的預計是到2012年。正在制定的《綱要》把這一年定為實現“4%”之年。

　　“超過10年沒有達到目標，有什么理由相信下面這個綱要能有效。”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說，“科教興國喊了很多年，為什么一個簡單的教育經費的目標都實現不了，而其他什么都能實現？”他列舉的一些事實能說明政府只要下決心，做成某件事的可能性非常大：政府的行政支出每年都在增加，政府公務員數量每年都在增加，辦公大樓每年都在增加，公車每年都在增加。去年在那么困難的情況下，年初提出的GDP增長8%的目標，到了年底不但達到還超標了。“這些怎么都能實現呢？”蔡教授說，“政府到底是GDP掛帥，還是科教領先，科教興國是不是被擺在重要的位置上？這個問題不解決，我擔心這個《綱要》討論沒有意義，是無效的。”

　　關于高校辦學自主權，此次《綱要》的征求意見稿也有相關規定。而早在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就要求“進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主要是解決政府與高等學校、中央與地方、國家教委與中央各業務部門之間的關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觀管理，學校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體制”。浙江大學前教務長俞瑞釗發現，盡管1993年的《綱要》明確了這種辦學體制，但“實際上在許多地方越管越細，并沒有建立起高等院校自主辦學的體制”。

　　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又再次明確提出：切實落實和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然而，回顧歷史，除了1993年《綱要》中提出的，改革學生上大學由國家包下來的做法，逐步實行收費制度；改革高等學校畢業生‘統包統分’和‘包當干部’的就業制；實行少數畢業生由國家安排就業，多數由學生‘自主擇業’的就業制度”得以完全落實外，其他的都收效甚微。”俞瑞釗在《高校改革的權力保證》一文中寫道，“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真要好好分析一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如此明確要求落實和擴大高等院校辦學自主權，為什么不去明確它的內涵，切切實實去落實？如此下去，這次的《綱要》完成后，恐怕仍然還要提出高校辦學自主權，仍然要搞行政化，那時，責任該由誰來負？”

　　此外，一些人士對《綱要》實施前景無法感到樂觀的原因還在于，比《綱要》地位更高、強制力和約束力更大的教育法，在一些方面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落實。比如關于教師流動，經修訂后于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就規定：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應當均衡配置本行政區域內學校師資力量，組織校長、教師的培訓和流動，加強對薄弱學校的建設。但北京一中原校長王晉堂發現：“義務教育法公布3年半，基本上在3年半里(對教師流動)沒有真實的動作。”“現在很多地方政府，不管什么綱要，他根本就不聽。”周大平說，“你又能拿他怎么辦？”

　　如何避免《綱要》淪落到只在“墻上掛掛”的地步？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建議，要把《綱要》轉化成可以建設可以評價可以問責的東西，“否則的話就只是一個文件”。

　　蔡繼明教授也堅決呼吁確立對教育的問責機制，他說：“沒有盡到責任就要追究責任。(4%沒有實現)是財政部的責任還是教育部的責任，國務院自己有沒有責任？都要追問。”

　　為了避免《綱要》從推出之后就被束之高閣，淡出人們的視野，周大平建議，最好能請口碑良好的第三方，每兩年對《綱要》的實施情況做一次社會調查，并向公眾發布，在實施期限過半的時候要有盤點，在結束的時候要有總盤點，“以此推動地方政府按照《綱要》去辦教育、管理教育”。

　　據悉，這場論壇是由中國計算機學會主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