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難出”不僅與教育一邊缺錢、一邊亂花錢的惡性循環有直接關系，也與缺乏人才生長的土壤和機制有關——

　　-本報記者 趙曉展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去年去世的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曾在病榻上多次向前來探望的溫家寶總理提出這樣的問題：“想到中國長遠發展的事情，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對于破解這個教育的“世紀之問”，人們將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歷時一年半、數十次易稿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上。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錢學森之問”也引發了代表委員們的深思，如何破解這個教育之惑，人們期盼著能看到更多的信心與希望。

　　教育差的只是錢嗎？

　　今天本報5版討論了一個頗有意思的話題，4%的目標17年沒有實現。很多人因此將“難出人才”的原因，首先歸結于“差錢”。

　　近日，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語出驚人，稱自己“就像丐幫主，得到處找錢”。

　　顧秉林表示，國家對清華、北大的投入的確比其他大學多，但這筆投入只占他們總費用的20%。他算了一筆賬，國家每年投入大約10億元，占清華大學總經費20%；教授們申請各種科研經費，占40%；剩下的就是大學科研成果轉化、社會捐款等項目。

　　那么，“人才難出”與教育投入不足有關系嗎？

　　對此，有全國人大代表指出，因為沒有建立合適的教育撥款體系和透明的學校財務管理體系，教育撥款和用錢都缺乏監督、約束機制，由此造成“要錢花”、“討錢花”和“亂收費”、“亂花錢”并存，教育一邊缺錢，一邊亂花錢，形成惡性循環。“我國的教育經費，一方面固然長期存在著‘投入不足’、‘嚴重匱乏’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存在著有限的教育經費使用結構不合理、效益不高、浪費嚴重的弊端。”

　　代表委員們的擔心顯然不是空穴來風。去年年底，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發布了《中國高等學校績效評價報告》。報告對教育部直屬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進行的績效評估顯示：近半數高校在2006~2008年3年間呈現出“高投入低產出”的特點，僅有29所高校呈現出“產出大于投入”的較高效益。

　　人才成長的土壤在哪里？

　　全國人大代表、民進中央常委兼湖北省主委周洪宇，在他參加的每次人代會上，都會因教育方面的議案、建議而引人注目。

　　在他看來，“錢學森之問”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提問。“現在教育在人才培養方面的確存在很多問題，我們對人才的理解、我們的人才觀都有不科學的一面。”

　　對于人才培養模式，周洪宇代表也直言不科學，存在著很多問題：“完全靠教育是不可能真正解決的，教育主要是給人才的成長打下一定的基礎。教育首先是一種育人的活動，是為了形成健全的人格，是基本知識的形成，是創新意識的形成，但是他的創新能力以及后來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只有學校教育這一個過程，所以‘錢學森之問’與其說是對教育之問，不如說是對人才成長的規律之問。”

　　那么適合人才生長的土壤和機制到底在哪里？

　　對此，周洪宇代表表示，應該說，教育規劃綱要已經明確提出，把人才的培養、以及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作為整個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當然，人才的培養要靠多種途徑來實現，人才的成長也不僅僅只是學校一個途徑，不僅僅是在學校階段來完成的，它也與人才的自身條件、后來的經歷以及各種機遇有密切的關系。”

　　對此，有全國人大代表直言，錢學森先生生前對大學教育的批評發人深省，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的說法更加形象：中國轉變增長方式需要新的“兩彈一星”，“兩彈”就是“科技體制創新”和“教育體制創新”，“一星”就是“人才”。

　　倡導“教育家辦學”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提出要解放思想，大膽突破，勇于創新，鼓勵試驗，對辦學體制、教學內容、教育方法、評價制度等進行系統改革。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滿足群眾多樣化的教育需求。

　　而正在公開征求意見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逐步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標志著中國教育改革開始步入“深水區”，探求“去行政化”之路。

　　此前，溫家寶總理在與網民交流時說，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最好大學不要設立行政級別。“近年來，溫總理曾在多個場合提出‘教育家辦學’。”周洪宇代表說，這其實就是對“錢學森之問”的最積極回應。

　　在教育部部長袁貴仁看來，高等教育行政化傾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對學校管理的行政化傾向，二是學校內部管理的行政化傾向。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政協副主席王志民說，一個學校按官階分級別，如大學部級、廳級、副廳級，帶來的問題是按照官本位來管理學校，官本位意識強了，很多人才不能靜下心來治學，必然淡化對科學研究的投入。

　　“中國的校長一直沒有被看成專門的職業。‘官本位’的文化和意識嚴重影響和阻礙了杰出教育家的出現和成長。”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說，還有一些大學校長隨著行政職務的升遷，其學術職稱越來越高，原因就在于是以行政權力謀求學術權力，將行政資源轉化為學術資源。

　　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表示，從大學角度來說，一些有歷史的大學已經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辦學模式。在不受行政干擾的條件下，把各自的特色做得更好，才能夠在自主辦學的體系下充分發揮特色。

　　“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教育形成一個有利于培養創新人才、培養國家急需人才的氛圍，而高校也能夠回歸它本來的發展規律，這樣不但可以涌現出越來越多的教育家，在整個教育界也將出現一個良好的人才培養和生態環境。”王樹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