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向來是公眾關注的焦點。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近日在媒體發言，“期望2020年的時候，能夠取消全國統一高考。”這究竟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望，還是高考改革的時間表？高考改革的癥結何在？高橋“獨木橋”的出路何在？本報特約專家撰文，以饗讀者。

　　——編者按　　

　　高考“獨木橋”如何變為多條橋

　　張鳴

　　王旭明先生是個可人。從前做教育部發言人的時候，有權發言，卻不想發言，一發言就不靠譜。眼下做了語文出版社的社長，沒權發言了，卻總是發言，一發言就靠譜。眼下，他又發言了，力推高考改革，認為高考改革的關鍵，是改掉統一考試的獨木橋。希望能在2020年，取消統一高考。

　　現在的統一高考制度，是1952年以后確立的。當初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科舉的意味。考生只要通過高考，進入大中專學校，畢業就是國家干部。因此，這樣的高考，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僅有選才，還具有社會穩定的功能。“文革”結束后恢復高考，一下子就把社會從“文革”那種混亂的局面中穩定下來，其政治價值要更大一些。然而，高考的弊端恰好也在于此，這個制度，是國家行政的產物，政治價值高于教育價值。在計劃經濟時代也許是合適的，但卻很難適于市場化國家。

　　自從大學不再包分配，畢業生實行雙向選擇，實際上是將他們推向市場之后，統一的高考制度更加暴露出其難以適應時代的弊端。高考指揮棒的存在，使得中小學教育的素質教育改革根本推不動，無論怎么改，最終還是回到應試上來。高考制度也做了一些改革的嘗試，比如考試科目的改革，考試內容的變動，一些省市自主考試，以及近來一些重點大學小比例的自主招生改革等等。的確，如王旭明先生所言，這樣的改革，無非是在試圖把“獨木橋”變成“獨金橋”或者“獨銀橋”，但一橋的性質沒有變。大學招生錄取考試制度，還是行政主導，而非大學主導。事實上，只要統一的高考不變，中國教育那種“標準答案”模式就無法改變，教出來的學生，就難以有創造性，難以適應當今變化莫測的世界，更不消說有競爭力了。

　　顯然，鑒于中國具有1700多年考試歷史的獨特國情，大學錄取的考試是不能輕言取消的。現在各級的考試機構應該保留，但是要變成獨立于教育行政當局的獨立機構。每年設置一到兩個高考時段，每個時段一到兩個月。考試的試題，由大學自己出，判卷也由大學自己來操辦。考題考前統一發給各地考試機構，由這些機構組織考試。一些性質和檔次相近的學校，可以聯合統一出題，統一判卷。在高考期內，學生可以在本地考試機構參加高考，隨便你考幾場。這樣，獨木橋就變成了許多個橋。關鍵是，大學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喜好來出題考試和錄取，喜好文的，就偏文，喜歡理的，就偏理。如果喜歡有各種的特長，就可以出特長的題。于是，中學教育就是想跟，也沒法跟，想揣摩出題的思路，也無從揣摩，應試教育自然瓦解。

　　顯然，這樣的改革，前提是大學需要自治，真正具有自主性。唯一的難點是增加了大學的工作量，需要出題和判卷。其實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難事，但是可以預計，這樣的改革，推行起來依然有很大難度。最大的困難在于，相關部門是否樂意放權讓利。因為，現在這種統一高考制度，是最容易實現部門權力和利益最大化的。這一制度的改變，會令許許多多附麗于其上的機構，喪失了存在的意義。改革改到今天，最難改動的就是利益集團，凡是涉及利益集團的事，無論大小，都難以推動，更何況這樣一件牽動全局的大事？

　　所以，盡管王旭明先生熱切渴望統一的高考能早日廢除，但對這一改革，我想屈原的詩句最應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擴權比取消統考更關鍵

　　熊丙奇

　　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近日在媒體上發言，“期望2020年的時候，能夠取消全國統一高考，代之以更加多樣化的、更加便于人們選擇的各種類型考試。”(1月12日《中國經濟周刊》)

　　王旭明先生為取消統一高考設定了10年期限，但并沒有描述“取消”的路徑。而取消統一高考，難不在“取消”，恰恰在于有無各項配套措施，可分析一下取消高考所需要的配套措施，設立的難度一點也不亞于高考改革本身。

　　從2003年開始啟動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被認為是打破統一高考格局、為取消統一高考做準備的積極探索，至今已實踐8個年頭，參與試點的高校已經擴大到80所。過去8年間，獲得試點權的高校確實在不斷探索新模式，比如去年清華大學、上海交大等五校推出自主招生聯考，北京大學推出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但是這些改革，卻未得到廣泛認同，甚至有輿論呼吁，放緩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步伐。——如果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步伐放慢，那就意味著打破統一高考格局遙遙無期，取消統一高考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原因何在？就在于自主招生改革，只有高校的自主招生權一定程度擴大，卻沒有配套改革。具體包括：高校內部管理制度改革，由行政主導的管理模式轉變為教育為本、學術為本的管理，沒有這樣的配套改革，教育與學術的行政化很可能滋生自主招生腐敗；招生錄取方式的改革，由集中錄取轉變為各校自主錄取，由現在每個學生在高校錄取過程中，只能獲得一張錄取通知書，轉變為同時可以獲得多張錄取通知書，沒有這樣的改革，考生其實沒有對大學的選擇權，從而大學也無競爭的壓力。事實上，由于沒有上述兩方面的配套改革，我國高校的自主招生，一方面增加考生的負擔，另一方面公信力飽受質疑。

　　但推行這兩方面改革，難度何其之大！前者，要求高校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實行學術自治、教授治校，這本就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話題；后者要求“教招考”分離，大學自主根據社會化評價考試、中學教學錄取學生，這要求政府部門交出辦學權、考試權，回歸自身的管理本位。

　　那么，是不是如此一來，高考改革就陷入僵局呢？以筆者之見，只要擴大考生的選擇權，甚至不用取消統一高考，這一僵局就將得以破局。簡單地說，就是借鑒目前香港地區高校在內地的自主招生模式，用現在的高考成績作為學生申請高校自主招生的依據，高校結合考生的成績、中學表現、大學面試考察結果自主錄取學生，每個學生可獲得多張錄取通知書。如此，高校將面臨被學生選擇的局面，推行內部管理改革、重視教育質量，就成為迫不得已的選擇。而當這種招生模式成熟，就可進一步改革高考考試內容、考試形式，用學業水平測試替代。

　　去年6月，21世紀教育研究院曾發布民間版高考改革方案，規劃了2010年到2020年的高考改革路徑，其目標恰好是2020年取消統一高考，用“學業水平測試+自主招生”模式替代。實行這一改革愿景，必須以擴大考生的選擇權為基本出發點。而做到這一點，難題只有一個，高校愿意不愿意失去自己選擇學生的權力，而變為被學生選擇？在這種模式下，意味著包括北大在內的名校，發出100張錄取通知書，可能只有五六十人最終選擇確認。就如在美國，最好的大學，如耶魯大學，報到率也不到70%，自由選擇、多次考試、多次招生、多次錄取，充分競爭成就了世界一流大學，也成就了有個性與創造力的學生。(作者是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