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一篇SCI論文獎勵1萬元”漸成往事，想憑論文數量申請教職反會丟失“印象分”

　　上海市一所名牌大學計劃引進一位教授。這位教授最近在進入面談程序時，補充提交一份清單，上面詳細列舉了3年內發表的70多篇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沒想到，本想借此為自己加分的教授，在“科研能力”一項被不客氣地評了負分：“ 論文確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人的科研成果、科研能力，但論文數如此超量，很難讓人把一位從事基礎學科研究的人和‘潛心科研’聯系起來。”學校有關負責人說得直截了當。

　　曾經和考評、獎勵直接掛鉤，甚至能夠決定一個人學術地位的SCI論文數量，如今在高校引進人才時，已不再簡單地作為評判學術水平的標準。不僅如此，記者獲悉，國內大部分知名高校在考評、獎勵時，也已取消了論文導向。

　　憑論文數量博教職成了“笑料”

　　不少高校明確意識到了簡單化的論文導向給教學和科研帶來的負面作用。中科院院士張杰2006年就任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SCI論文發表一篇獎勵一篇的做法。新的辦法是，每個學科選定少數幾種頂級雜志和學術會議，只有在這些雜志發表論文，或在這些會議上宣讀論文，并顯示出持續的科研能力，才能獲得學校科研經費的獎勵。

　　張杰教授認為，學術評價事關高等教育的質量，對SCI和EI(工程索引)過度依賴，究竟是在鼓勵大家潛心做高價值的研究，還是鼓動人急功近利，有了一點科研成果就急忙寫成論文，甚至把一個成果想方設法“包裝”成兩三篇甚至更多篇論文？他指出，簡單地把一個人的科研能力折算成論文篇數，不能鼓勵大家潛心從事那些周期長但更具前瞻性、創新性的研究，結果是距離創建一流大學的目標越來越遠。

　　復旦大學有關負責人稱，學校現已明確，只有在SCI一區，即影響因子達到一定數量級別的論文，才能在科研支持方面得到傾斜。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負責人王曉東不久前也表示，近年來有些申請教職的人，總喜歡在履歷中寫上自己的論文數，還注明每篇論文所發表雜志的SCI分數——但這樣做“只會被當成笑料，降低被面試和錄用的可能性”。饒毅教授說，只有偷懶、或者不懂裝懂的人，才用SCI來評價人，“我們都多年參加美國一流機構的教授招聘，從沒見過自尊的科學家開列SCI論文清單。”

　　“高引用率”竟是質疑文章托盤

　　一位大學教授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這些年來很多學校規定發表一篇SCI論文獎勵1萬元，有些高校的獎金額更高。如在國際頂級雜志上發表論文，獎勵百萬元也不稀奇。最近這10多年中，高校每年發表的SCI論文數迅速增加，目前“985高校 ”平均穩定在每年2000篇左右，這意味著學校每年的論文獎勵開支至少要2000萬元，“但恰恰是這筆開支，對學術和科研浮躁之風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饒毅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說得毫不客氣：目前在中國學術界急功近利的風氣中，SCI起了比較大的作用，甚至有些掌握資源和行政權力的人，以SCI為政績工程。可想而知，這會給學術界帶來什么。

　　據一位教育界專家介紹，不少學校開年終總結大會，一個必有的程序就是表揚“論文大戶”。堪稱奇談的是，有位學者最近在院士提名材料的“科研貢獻”一項寫上了自己一篇“最高層次”的論文，“有很高引用率”。但深究下來，為引用率做出“貢獻”的，竟是大量質疑文章。

　　不過教育界專家都承認，以SCI論文為評價方式是某個階段的產物，曾經起過很好的作用。在我國科研重新起步之時，論文數量的增長無疑有著積極意義。日本東京大學在上世紀80年代也曾追求過SCI的數量增長，但當數量達到每年4000篇時，就轉而追求質量提高，現在東京大學在全球的排名已進入前50位。

　　以論文選才是因為考官不自信

　　“迷信SCI數量，其實是缺乏自信！”不少學者在接受采訪時都認為，如果學校引進人才或者考評、獎勵僅以SCI為標準，那豈不是把選拔權、考核權交給了雜志編輯？

　　專家指出，選拔和引進人才時一味依賴SCI等指標，常常是因為行政主管不懂科研，是外行，卻希望繞過內行簡單行事；或者自身的學術水平不夠高，“看人”的能力不夠。在這種情況下，SCI儼然成了一個公允而客觀的評價標準。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不久前在一次有關人才引進的座談會上談到，內行“看人”不會去看論文數量，他說起他從事的生命科學領域：“其實世界非常小，小到在海外的 3000多位華人生命科學家，我覺得我每個人都認識。3000人里隨便挑出一個，我都可以通過另一個人了解他的情況。”

　　復旦大學一位長期從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教授說，過去對SCI過分倚重，其實是一種不自信。但近年來相當多的學術機構和科研院所已經具備了評價人才的能力，更何況我們可以請國內外的一流科學家來客串考官。